《在山的那边》教学参考：在一部电影结束的雨声中

“政治正确”本来是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认同，但现在它却似乎已成为一种思想体制，在钳制着人们的舌头，在钳制着自由思考的勇气和想象力。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在我们这里似乎也有了自己的“政治正确”。比如，不对“霸权”做出一副说“不”的姿态就不正确，不说“西方资源”是臭大粪就意味着丧失了一个“汉语诗人”的“尊严”，不骂别人几声“买办诗人”就觉得跟不上这个无知者无畏的时代。这种“正确”，与其说是来自对真理和正义的认同，不如说出自一种意识形态及权力和利益的左右，甚至出于可怕的无知。在种“正确”中，感情用事遮蔽了理性，集体煽情和盲从代替了个人的良知。可以说，这种“政治正确”看上去几乎在很多问题上都正确了，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上却失败了。

极端的民族主义总是把世界分为两半，分为“我们”与“他们”。然而世界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认知方式和理念并不是建立在对个人价值和文明的尊重和关怀上。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民族意识唤起一个民族的心灵，但那种偏狭狂热的民族主义却在扭曲着一个民族的心智。它发酵“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语），却无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看来，我只能认同那种鲁迅式的民族意识，它是一种反省式的、具有自我追问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民族意识。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才有希望。只有懦夫才不敢正视自己，不敢也不愿正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失败，反而靠自我宣布“胜利”继续生活在虚幻中。的确，一个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需要有强有力的内在资源的，同样，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个人在今天也无法简单地生活在任何一种集体想象和观念的庇护下，相反，他的力量只能从他对这一切进行偏离和反省开始。

中国的诗人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时代并没有“进步”，它似乎可以在一转眼间又回到某种蒙昧，或者说又回到先驱者们在起初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之中。不错，这个时代的风尚及所发生的许多闹剧都在加深这种蒙昧。有人说这和诗歌无关，但很可惜诗歌并不是处在一个真空里。实际上，中国诗界近几年来发生的一切，无不体现出甚至率先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种种症候，也只有把它置于这个时代的震荡和文化氛围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看清它的处境。君不见，不是有人也发起了一个诗歌原教旨主义式的运动吗，蒙昧主义不是正在中国诗坛上大行其道吗，在一个以粗痞为荣的时代所谓一个民族的心智不是在急剧的下降吗，那么多人忙于赶时髦，有谁在面对那些有难度但却真正具有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诗歌呢。这也使我意识到，虽然许多人声称已进入了一个“后现代”时代，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仍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诗人们所要长期从事的艰苦的工作。而这一切，在深化着我们对自身写作的思考。在此意义上，可以说“9·11”一方面超出了我们思考的范围，但另一方面又出乎意料地照亮了我们长久以来在黑暗中所面对的一切。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又看了一遍以越战为题材的电影《现代启示录》（增补版）。一个叫威拉德的美军上尉“醒来后发现只是恶梦一场”，被派给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永远不会列入记录”），前去搜寻一位名叫华特·可滋上校的神秘、恐怖人物，因为他精神异常，滥杀无辜，现隐匿在某丛林地带，被土著奉为神明。威拉德在军方的护送下溯流而上，由此被抛进一个更大的恶梦，比如武装直升机群居然在最大音量的瓦格纳的音乐中向村庄扫射，比如他的助手由于恐惧和精神崩溃而疯狂射杀无辜船民，这使他不由得惊恐地意识到“人性黑暗的一面”正在“战胜林肯的善良天使”；而渐渐地，由对可滋上校这样一位犯罪人物的好奇（美国培养的最优秀军官，机智、风趣、人道，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邪恶魔王？），到“与他会面的渴望”在自己内心里莫名其妙地不断增强，到最后发现在这一恶梦中，他自己其实也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在这里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的界线再也无法分辨。也许，他要搜寻并尽一切可能干掉的罪犯就是他自己？威拉德上尉为此发现恐惧不已。最终，他找到了那个如同魔王的可滋上校，并像完成某种神秘仪式似的，在一个间隙刺杀了他。而可滋上校临绝气前吐出的词是：“恐惧”、“恐惧”。

这位杀人如麻的人恐惧什么？死亡？还是那比死亡更令人不敢面对的一切，那对整个宇宙、人性、文明的彻底绝望？没有答案。满身血污的威拉德上尉像死掉一样回到他的船上，在雾中隐去，甚至连声音也没有。只有从河流上升起的雾。电影在刷刷的雨声中结束。

而这雨声，是否带来了一种救赎？

显然，这是一种对康拉德的著名小说《黑暗的心》的改写。在威拉德的神秘行旅中暗含了一种他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使命”，即“认识你自己”——有的时候，还需要在你的对手、敌人或一个相反的人那里认识你自己。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如，那些奉上天的使命开化别人的人是不是还没有发现自身的黑暗的本性？那些号称为信仰和正义而战的人是否正离这种信仰和正义愈来愈远？同样，在我们这里，那种“唯我独革”式的绝对性话语是否仍在支配着人们？那些总是以为自己“正确”总是要去“改造”别人甚至判决别人的人又是怎么一回事？总之，如果说这样的电影包含了一种震动人心的历史反讽和戏剧性的自我省悟，中国知识界包括诗歌界最缺乏的是否正是这种自我追问、自我反省的精神？这一切问到最后——我们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有答案。一切都在刷刷的愈来愈大的雨声中结束。

2001，12

转自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