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上教参：隆中对

第一层，从“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至“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先从形势分析入手，指出“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但在长期的割据混战中，许多军阀都相继失败了，而今只有既成集团势力的曹操和孙权，但是又“不可争”与“不可图”。为什么不能与他们“争”和“图”呢？就曹操来说，从过去看，“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但经过官渡一战，曹操却打败了袁绍。曹操之所以转弱为强，不仅是时机有利，而且也是“人谋”得当。这里所说的“人谋”，包括用人和用计两个方面。在用人上，曹操能够使用像郭嘉、荀、许攸等足智多谋的人才；在用计上，能够针对袁绍不恤内政，不能用人等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现在来看，“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军队实力空前强大，并且挟持了汉献帝，打着堂堂正正的旗号，来号令天下了。对这样的劲敌，暂时是“不可与争锋”较量的。再就孙权来说，“孙权据有江东”，从孙坚到孙权“已历三世”，有牢固的统治根基，国势险要，人民归附，又有张昭、周瑜、鲁肃、程普等贤能之士为之效力，这是难以动摇的。因此，只能同他结成同盟，而不能去打他的主意。中原的曹操既“不可与争”，江东的孙权又“不可图”，到底该怎么办呢？

第二层，从“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至“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就“可争”和“可图”的荆益两州加以陈述剖析。从荆州来看，北边有汉水和沔水之利，南边直到南海，可取得资财。东边和浙江相接，西边直通巴蜀，地处东西南北要冲，“此用武之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此即可控制吴、魏，保住巴蜀。况且对荆州取而代之也是完全可能的。荆州的统治者刘表昏庸无能，既不懂军事，又不能知人善用。对此，投奔刘表长达七年之久的刘备是深为了解的。荆州虽然是战略要地，但易攻难守，因此只能作为外围，不宜作为建立政权的基地。所以诸葛亮又进而谈到益州。从益州来看，地势险要，土地广阔，物产富饶，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凭借这个地方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帝业。言外之意，益州同样可以作为建立蜀汉大业的基地。而且就目前来看，益州同荆州一样，也是“其主不能守”的情势。刘璋身为益州刺史，但同刘表一样昏庸无能，在北边占据汉中的张鲁，时刻都在威胁着他。益州、汉中虽然“民殷国富”，但他们都不体恤百姓，所以那些“智能之士”，都“思得明君”，也同样可以取而代之。既然荆益二州具备地利、人和的条件，那么刘备能否据为己有，以及据为己有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第三层，从“将军既帝室之胄”至“汉室可兴矣”，说明刘备完全具备取得荆益二州的条件，并进而申明取得荆益二州之后应采取的措施及其前景。“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天下”。这是说刘备作为皇帝的后代，起而发难，是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是有足够的声望和号召力的。再加上“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的美德，就一定能够上下团结一致，取得荆益二州。等到“跨有荆、益”，就要“保其岩阻”。“保其岩阻”，是就军事方面说的，它包含着坚守阵地，蓄积力量，作好准备，待机而动等内容。要保住这块基地，还必须对西南少数民族做好“和”好和安“抚”工作，以巩固后方，解除北伐中原时的后顾之忧。在对外政策上，要“结好孙权”，采取联孙抗曹的政策；在内政上，要“修”，也就是要修明政治，这包含抑制豪强，施行耕战，举贤任能等一系列措施，以革除刘璋的弊政。这些对内对外政策，倘能付诸实行，力量就会不断壮大，政权就会得以巩固，自然就能对付曹操这个劲敌了。然而曹操毕竟势力强大，要想消灭他，也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因而又不可鲁莽从事。要待“天下有变”，也就是要等待曹操集团内部发生变乱或对外发动战争，这时即可乘虚而入，分兵北进，沿着两条军事路线，发动钳形攻势。一条是“将荆州之军”向宛、洛挺进，直捣敌人的心脏洛阳；一条是“将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攻其首脑长安。如能照此办理，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护，那么成就“霸业”，“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目的即可达到。刘备听了这番对策，极口称善，并“与亮情好日密”。这说明他对诸葛亮的高明对策如获至宝，是欣然接受的。文章的末段，写隆中对策后的反响。从关羽和张飞等人的“不悦”，又可看出刘备对诸葛亮器重的程度，以及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特别是他对关羽和张飞等人的劝阻和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君勿复言。”就更加生动形象地说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诸葛亮智识的卓绝，以及在成就蜀汉大业中将要起到的巨大作用。

本文就是沿着如上的故事情节来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历史的实践雄辩地证明，诸葛亮的预见非常英明。只是由于刘备、关羽曾一度没有坚定地执行联孙抗曹的外交政策，结果遭到了孙、曹两面的夹攻，而失去了荆州。特别是吴、蜀彝陵一战，西蜀元气大伤，再加上刘备和诸葛亮相继死去，后主刘禅昏庸无能，西蜀每况愈下，致使诸葛亮“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规划完全落空。

诸葛亮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不仅表现在他为建立蜀汉政权，统一中国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且也表现在他深知治国之本。他分析政治形势，除考虑到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军事实力而外，还特别突出地强调恤民和用贤两事。他在论述东吴“不可图”时，指出“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论述益州“可图”时，指出益州、汉中“民殷国富”而其主刘璋、张鲁“不知存恤”，致使“贤能之士思得明君”。他把能否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从是否恤民和举贤着眼，这就更加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见。

诸葛亮的崇高智慧和科学预见，并非天性而来，而是建筑在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了解，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对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选自《古代散文名作欣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