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中国客厅”和“中国题材画”的事实说明,画家雨果和艺术家雨果比诗人雨果和小说家雨果更好地反映出了雨果心中的中国情结。
雨果多次把中国比成一只大花瓶。《跌碎的花瓶》里“绝无仅有的花瓶,难得一见的奇迹”在“中国客厅”里有很多。这些中国艺术品,是雨果在根西岛的古董店里一件一件买回来的。
这一切表明,雨果是中国艺术的欣赏者和收藏家。中国艺术得到雨果这样作家的欣赏,中国艺术品为雨果这样的作家收藏,是中外文学艺术交流史上的佳话。但是,欣赏和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人,即使是名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仍然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要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需要有历史的契机。对于19世纪大部分西方作家而言,到中国来一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需要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契机。这个历史契机出现在1861年。这个契机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便是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劫难。我们相信,天底下有正义感的人都会痛心,都会愤慨,都会谴责,都会大声疾呼。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可以见证的文字。所幸的是,这不仅是中国人民之所幸,也是法国人民之所幸,也是世界历史之所幸,有一个例外,有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在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吉利海峡的根西岛上,有一个政治流亡者站立起来,有一个作家站立起来。雨果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握住文明和野蛮的标尺,大义凛然,对圆明园的被毁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历史总结。雨果痛心,雨果为圆明园的消失感到痛心;雨果愤慨,雨果为东方文明的珍宝被毁而感到愤慨;雨果谴责,雨果谴责英法联军的野蛮行为;雨果大声疾呼,倾情讴歌圆明园在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雨果1861年11月25日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信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在中国人民受到欺侮,受到屈辱的时候,是雨果支持我们,是雨果声援我们,是雨果代表世界的正义,代表人类的良心,和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是雨果,也只有雨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今天纪念法国作家雨果,不仅仅纪念一位为世界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我们还应该带着感谢和感激的心情,回忆雨果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回忆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回忆他一生所献身的正义事业。
雨果在信中总结了艺术的两种起源:“一是理想,理想艺术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和帕台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相同。”雨果有一篇题为《趣味》的评论文字,作为《莎士比亚论》的遗作于1937年第一次公诸于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趣味》的成稿时间和《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大致平行的。雨果又一次提出艺术中“理想”和“幻想”的两大原则:“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从这个开始分道扬镳的双重暗影里诞生艺术中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在雨果的艺术观里,最高的趣味有两极,即以“太阳神”为代表的希腊艺术和以“龙”为象征的中国艺术。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希腊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帕台农神庙,而东方艺术的最高典范是圆明园。
1903年,上海《国民日报》以《惨社会》的译名连载雨果《悲惨世界》的部分内容,署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苏子谷即苏曼殊,译文是从英文转译的。1903年6月15日,鲁迅(笔名“庚辰”)在《浙江潮》第5期刊登《哀尘》,是雨果《见闻录》中的一篇文字,原作者署名“嚣俄”。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翻译雨果的大部分戏剧作品和部分的小说和诗歌,据说最早有《九十三年》的中译本,1913年连载于上海的《时报》。曾朴是晚清旅法学子陈季同的弟子,他翻译依据的原文应该是法文,但原作者也译为嚣俄。1921年10月,翻译家林纾和毛文钟合作,把雨果的《九三年》从英文转译成中文,译名是《双雄义死录》,林纾把雨果的名字译成“预勾”。
其实,早在雨果在世的1867年,雨果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中文译名。雨果在1867年5月31日的记事本里写道:“我的中文名字,由泰奥菲尔·戈底耶的女儿(茱迪特·戈底耶)寄来。”雨果把寄来的自己的中文名字和释义剪下,贴在记事本里。雨果的第一个中文名字是:“夷克裰诩拗”。今天看来,这个中文译名用字冷僻,但以音译音,没有从英文转译的味道。雨果65岁的时候,比鲁迅和苏曼殊的雨果译名“嚣俄”早36年,比曾朴的雨果译名“嚣俄”早46年,比林纾的雨果译名“预勾”早54年,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中文译名:“夷克裰诩拗”。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雨果83岁生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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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这是雨果生前最后一次寿诞,收到各国和各界人士的许多贺词。其中,也有中国人的祝贺。在《吉尔·布拉斯报》(Gil Blas)搜集到的各国贺词中,有一位叫“林忠正”的中国人写的贺词:“谨贺神翁八十四寿辱儿林忠正”
我们不知道这位林忠正是何许人也,但他当时应该在法国巴黎。“筭”是“算”,“寿筭”是“高寿”的意思。我们曾向一些古汉语专家请教,他们认为仅仅从这14个字的贺词判断,这位林忠正先生是熟悉古代典籍的饱学之士。我们注意到,林忠正对雨果的年龄是算虚岁的。
林忠正是否当面向雨果祝贺,还是应邀送上书面贺词,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很想知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雨果,生前是否和中国人有过直接的接触?
迄今为止,在雨果的一切传记作品里,在雨果数量巨大的书信里,在马森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的详尽的几乎日复一日的年表里,都找不到雨果和中国人有直接交往的片言只字。这又是一个谜。一个富有诱惑力、富有挑战性的谜。之所以这又是一个谜,又是一个不得其解的谜,是因为我们找到一首雨果赠一个中国小姑娘的小诗。
雨果的遗著《全琴集》是一部藏龙卧虎的诗集,第7卷第4首的诗题为《中国花瓶》副题为“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Y-Hang-Tsei):你,来自茶国的小妹,/你做的梦又奇又美:/天上有座大城崔巍,/中国是天城的城郊。/姑娘,我们巴黎昏暗,/你在寻找,天真烂漫,/找金碧辉煌的花园,/以及孔雀开屏美妙;/你笑看我们的天顶;/有小矮人高高兴兴,/对着你瓷白色眼睛,/把纯洁的蓝花轻描。 1851年12月1日
这首小诗里有两个惊人的事实。第一,此诗“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赠诗的受收者应当真有其人。“易杭彩”是译音。从诗中内容看,“易杭彩”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易杭彩”是谁?怎么会认识雨果?怎么会见到雨果?2000年6月20日,我在巴黎拜访雨果研究家让·戈东夫妇。我和戈东教授谈起“易杭彩”是谁的问题,戈东对此也觉得蹊跷。他认为,“易杭彩”是个孩子,不一定会说法语,雨果是大人,但不会说中文。雨果不可能在大街上遇见会说法文的“易杭彩”。雨果和“易杭彩”的会面,必须通过一个中国人,一个认识雨果的中国人,是这个中国人把“易杭彩”带到雨果家里去的。我们有理由提出许多问题。例如,这个中国人为什么到雨果家里去?难道仅仅为了安排雨果和“易杭彩”的会面吗?更大的问题是:这个中国人又是谁呢?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丝一毫的线索。法国作家雨果第一次和中国人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851年12月1日,或是更早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就一无所知了。第二,小诗写于1851年12月1日。1851年12月1日,这是个什么日子啊?这是1851年12月2日的前夜。1851年12月2日又是个什么日子啊?这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个亲王总统,这个未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的日子。从此,法国从第二共和国走向第二帝国。从此,雨果开始流亡,成为海外的流亡者,也从此开始了雨果文学创作的新阶段。原来,雨果一生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前一天,是在家里接待一个中国小姑娘和至少一个中国人,是在家里创作一首题为《中国花瓶》的诗。
雨果和中国的缘分很早,很多,也很深。雨果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和敬仰的作家,雨果不仅是喜爱和敬仰中国艺术的作家,雨果是有中国缘的作家。雨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
《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19日
雨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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