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和契诃夫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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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摆脱这种彷徨，为了寻求更多的创作素材，契诃夫准备远行了。
　　四　萨哈林之行和定居梅里霍沃

　　一八九零年，他以病弱之躯，只身远赴萨哈林岛（即库叶岛），调查当地流放犯的情况。他在岛上逗留了三个月零两天，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一八九三年，契诃夫以这次旅行获得的材料创作了《萨哈林岛》这本类似调查报告的书。虽说如此，契诃夫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才华在这本书里也常会露出锋芒。这本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本书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当时和后来苏联的专制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于此书的出版，萨哈林岛的吏治受到重视，俄国政府专门派了一个委员会前往进行整顿。后来，索尔仁尼琴在该书的启发下写出了他的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

　　从契诃夫未来十几年的创作来看，这次萨哈林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他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西伯利亚游记》，《萨哈林岛》和《在流放地》，而是一大批的杰作。从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九年，契诃夫一生创作成果最辉煌的七年到来了。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前文提到过的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玛利亚小契诃夫三岁。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的纯朴，善良，甘于默默奉献的姑娘。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契诃夫的文学事业，长年支持契诃夫的创作，料理契诃夫的一些俗务，以使兄长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创作。一八九三年，玛利亚为了能让契诃夫安心创作和养病，购入了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庄园。在这个宁静的，四周环绕樱桃树的庄园里，契诃夫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这一时期，就象普希金的“金色十月”一样，被文学史家称为“梅里霍沃时期”。　　

　　五“梅里霍沃”时期的小说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九年，他发表的小说屈指可数。但是，在这七年里，他的小说走向了巅峰和辉煌。优秀的不断涌出。为了方便起见，我将这些小说归类叙说。

　　一八九一年，契诃夫自萨哈林岛归来后，抛弃了托尔斯泰伯爵的“勿抗恶”哲学，理性地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哲学只是空想而不能实行的高尚的忍受哲学，最伟大的利他主义，但对于现实却不适用。反托尔斯泰主义思想产生了《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

　　假如一部作品是一个世界的话，那么《第六病室》是一个灰暗的，畸形的，缺少阳光与温暖的世界。整部作品被一种灰色的，窒闷的空气包围，没有一丝的光能渗进来。

　　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阴暗的氛围。

　　生了锈的屋顶，半否半倾的烟囱，久已朽的门前台阶，灰色的混墙——这就是第六病室的外观。走进去，那是医院堆放破烂的地方。“所有的破烂堆在一块儿，拧得很皱，沉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再加上一个一个凶狠残暴的看守人——尼基达。

　　这就是第六病室。

　　这就是十九世纪沙皇专制下死气沉沉的俄国社会的缩影。

　　格里莫夫是第六病室的一个病人，他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是被冷酷的现实逼疯的。另一个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叶菲姆·叶菲梅奇，他蔑视痛苦，认为“痛苦只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对此，二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叶菲姆·叶菲梅奇经常与格里莫夫接触，他被所有人视为疯子。最后，他也被送进第六病室，死于以前的下人尼基达的铁拳之下。小说中，叶菲姆认为，他与格里莫夫是这个城市中唯一拥有头脑的两个人。而可悲的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人被人当成疯子，而真正活得好的，却是卑鄙龌龊的叶夫跟尼·费奥多雷奇之流。

　　小说不仅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同时也说明了那个社会是黑白颠倒的社会。但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单薄的，一如契诃夫笔下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痛苦与彷徨，他们找不到出路的所在，只能含糊不清地提出面对生活的理念，这也反映了契诃夫虽然摆脱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束缚但仍没有一个总的明确的世界观的局限性。

　　《在流放地》主要思想也是反对托尔斯泰主义。

　　外号“精明人”的老渡工对人世间的善与恶视若无睹，他的口头禅是“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这样的生活才好”。他所说的生活是不以暴抗恶，逆来顺受，不要自由，不要幸福。而作为“精明人”对比的鞑靼人则高呼：“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也就是说要积极地面对生活。

　　文末，作者写道：“另外几个人快要睡着了，门始终没有关。”一语双关。“关门”曲折地表露了作家要求人们行动的积极思想，而鞑靼人半夜的哭声则有鲁迅呐喊于铁屋的味道。

　　一八九二年的《跳来跳去的女人》和后来的《宝贝儿》是契诃夫批判小市民的力作。契诃夫一生最为深恶痛绝的就是庸俗，在他卷帙浩繁的小说中，很大一部分是批判现实世界的庸俗。契诃夫能于平常之中抓住庸俗本质的独特才能。在这类小说中，契诃夫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反映知识分子庸俗化和情感是的小说是这七年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文学教师》，《黑修士》，《我的一生》，《醋栗》，《套中人》，《约内奇》等是这类小说中的代表之作。

　　《黑修士》是一篇由医生所写的“医学作品”。但是我觉得作者对其主人公安德烈·瓦西里伊奇·柯甫陵精神状态的描写是承袭《卡拉马左夫兄弟》中第二卷第九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梦魇》。作者自称是“医学作品”，但在精神探索方面毫无建树，远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倒是果园主叶果尔·谢敏内奇的形象清晰。《醋栗》是作家借医师之口转述他弟弟尼古拉由于金钱的腐蚀，从一个知识分子堕落成一个无聊，凶残的地主的过程。其批判性不言而喻。《约内奇》则是作家冷静叙述了约内奇由一个医师转变为一个市侩的过程，发人深省。

　　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新时代》撰稿人人M·D·孟什科夫曾寄寓契诃夫家。孟什科夫是一个在干燥的天气里也穿着套鞋，为了避免中暑而撑着伞走路的人。这个人物激发了契诃夫创作《套中人》。而套中人——别里科夫性格原型则是契诃夫在塔干罗格学校的教员兼学监——狄苛诺夫，一个三十年间一成不变的人。关于《套中人》，其他不多说了，多说也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了。

　　这一时期，契诃夫所写的关于农民的体裁的作品虽不多，却都是掷地有声之作。

　　一八九七年的《农民》继承并发现了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的风格，同时农民又是纯契诃夫式的作品，它有着契诃夫独到的语言方式，简练的文笔，精细的纯客观的描写及深刻的内涵。

　　这篇小说中，他开门见山地写到：“莫斯科旅馆‘斯拉夫商场’一个仆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一句话，就将小说切入了正题。害病的尼古拉因为没了经济来源，不得不携家眷重返故乡。作家就是通过这一家子的眼睛，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村在官府，天灾人祸的重重打击下的凄凉景象。

　　关于贫困，契诃夫一句话就说明了当时农民的贫困程度。当老头子（尼古拉的父亲）去向村长讨还因欠款而被抵押的茶炊时，契诃夫写道：“有一长长凳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这句看似平淡的话，细细咀嚼一下，就知其味甘苦。

　　小说的结尾处，契诃夫深情讴歌了俄国农民，深切表达了作者对于他们不幸处境的同情。

　　一八九九年的《在峡谷里》，背景依然是农村，小说的重心放在了富商格里果利一家的分崩离析这一过程上。反映了金钱对人性的无情吞噬，揭露出了农村有产者狡诈，无耻的嘴脸。
　　六《新娘》

　　《新娘》是契诃夫最末的小说，或许，还能看成是契诃夫的艺术遗嘱。

　　小说讲述是即将成为新娘的娜佳背离家庭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对于庸俗乏味的小市民，小贵族的批判一直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内容。但在《新娘》以前，作者所写的人物都是被庸俗同化了的。而娜佳，毅然离开了那个“什么事也不做”，“吞噬别人生命”的家，远离“一潭死水，灰色的，有罪的生活。”娜佳离开的契机是她自觉地认识到了未婚夫的庸俗，在娜佳和未婚夫去看新房时，契诃夫毫不怜惜地展示了他揭露庸俗的才能。

　　然而，《新娘》所表现的思想依旧是迷茫的，没有出路的。这里主张“把生活翻过来”，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教育。所以，娜佳出走后往彼得堡求学。这种思想继续了他在《套中人》，《醋栗》中的“不能这样活下去”的思想，并发展了它。但是，一切依旧迷茫，关于娜佳的新生活，作者写道：

　　“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这就是一九零三年——契诃夫死前一年发表的《新娘》。

　　七　技巧

　　无论是托尔斯泰抑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都会被他们的作品吸引进去，逼迫得思维混乱，逼迫你去追赶他们的呼吸，逼迫你接受他们的信念！契诃夫却不同，他的理念是“审判员（作家）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然而让陪审员（读者）按各自的口味去解决问题”。在他的书中，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里边没有作家个人的无休无止的唠叨，没有哲学式的议论，没有不停的对政治的愤恨，没有偏激的固执。这是一个完全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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