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情节的情感因果关系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以装饰的丰富和华贵来表现人品的高尚，以铺排的句式来表现精神的夸耀。这种手法的运用，似乎并不以情绪的昂扬为限，哪怕就是被迫答应贵家公子的婚事，情感陷入灾难性困境的时候，也不例外。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赍钱三百万”“从人四五百”仍然是一种夸耀，但是，这不是夸富，夸贵，从正面来说，这样的排场只有这样的人品才能匹配，这样的排比只有这样的精神才值渲染。这种渲染，甚至在悲戚的情绪中，也不可缺少。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花在这方面的篇幅，甚至比之她自尽的场面还要多。就总体来说，长诗属于叙事诗，奇特的是，全诗叙述成份很少。但是，除了一些交代性过渡性的叙述语句以外，长诗的叙述，不但精炼，而且情感深厚。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为这个绝命的情节的高潮，诗人营造的环境，是十分和谐，一方面是，奄奄黄昏，视觉暗淡，寂寂人定，听觉宁静。从这里，读者可以感到，在句法上，难得一见的比较整齐的对仗。但，并不如木兰词那样，在平仄上工整。如果仅仅如此，不过就是宁静而已，诗人刻意加上“牛马嘶”，在为兰芝的自杀平添了苍凉意味之时，诗人的叙述突出了惊人的细节“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面临死亡还不忘揽裙脱履，显示了兰芝惊人的从容，可谓神来之笔。

诗人叙述是有工力的，但是惜墨如金。作者显然有意在开头按捺一则“小序”，把情感骨架基本上全都交代了。故一开头，就是兰芝的独白。不但交代了身世，而且把情节推移到危机尖端。几乎所有人物，包括两个主人公，主要是通过对白的呈现，而不是通过动作的描述。

作为叙事诗，通篇却很少叙事，这和与之齐名的《木兰词》恰恰相反。《木兰词》通篇都是叙述，连比喻都绝无仅有。这在讲究比兴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很是罕见。而同为叙事诗的《孔雀东南飞》却极少叙事。全诗364句，连叙述带铺张排比的抒情才128句，其余都是人物的对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首叙事诗，其实是以戏剧性对白为主体，叙事语句，大都是过渡性的交代，“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 “阿母谓府吏”“府吏长跪告”：“府吏谓新妇”“新妇谓府吏：”作用就是对白之间的串连。偶尔有所描写，如“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像这样有细节的描写，可谓凤毛麟角。

从总体来看，《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词》相比，语言显然要朴素得多。文字上也不免有些粗糙，文人加工的痕迹比较不显著。有些地方，还留下了一些情节上的漏洞。如“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其中的叙述有些混乱。语文出版社对“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的注解说：“这里指向县令复命后，从县令处离去。”对“寻遣丞请还”注解说：“不久差遣县丞向太守请求工作回县。”显然是，脱离了文本把把太守硬推出来，这就有点曲为其解。但是，即使这样，不还是没有理顺。“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 这显然不应该是县丞向兰芝的母亲说的话。所以注解又说，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两句，应该是兰芝母亲推托的话。这说明，加工者驾驭语言的水平，更多的是民间人士。正是因为这样，民间文学民歌的色彩，要深厚得多。

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有独特的优势。但是，这仅仅限于抒情诗。正是因为这样，到了二十世纪美国才产生了意象派，刻意师承中国古典抒情诗。但是，中国古典叙事艺术却并没有这样的荣耀。究其实绩，中国古典叙事诗传统不能不说是比较薄弱的。经典文本有限，最著名的，只有《木兰词》《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等不超过十首。但是，数量省却带来了质量奇高。如果说《长恨歌》《琵琶行》的伟大成就在于，发挥了中国古典的抒情优长，成功地把叙事融入抒情的话，那么《木兰词》的成就则在把抒情融入叙事。而《孔雀东南飞》以其情节的完整性，在戏剧性的对白带动叙事，其成熟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叙事超前成熟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