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上教参：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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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备课札记（陈根生）

（一）

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是小中见大，“格局虽小”，内里却“有着时代的眉目”。这是由他的革命的创作思想所决定的。他在谈到自己写杂文的目的时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这就告诉我们鲁迅写作杂文完全是时代的要求，斗争的需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正是这样。

当时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在1934年8月27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所散布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论调并不是《大公报》的发明创造，《大公报》实在只是捡了蒋介石的唾余而已。蒋介石于1934年2月17日《新生活运动发凡》一文中说：“反观吾国国民，颓唐，污秽，散漫，零乱，有如今日，安得不见轻取侮于列邦？”蒋介石于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大肆兜售“三日亡国论”更是荒谬绝伦，说什么“到现在他（指日本──引者）一切军事的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充足”，“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灭亡我们中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中国之大，神州之众，还有谁比蒋介石更失掉自信力的？还有谁比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更失掉自信力的？

这有代表性的论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心理，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街谈巷议。鲁迅捕捉住这一论调进行深入剖析，是极有现实战斗意义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深深感受到内中所包藏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呼吸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领略到一颗伟大的心脏在紧紧连着人民革命事业而勃勃跳动的心声。

（二）

补充下面一则材料以使学生理解“自欺力”一词。“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曾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又由国民党著名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于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请班禅大师求佛菩萨来保佑”，说什么“古人一遇灾，上者罪己，下者修省。……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鼓吹“法会”可以“为国内消灾患，为世界祈和平”。这场闹剧的“司马昭之心”，不过是在这内外交困之际借此转移人民的视线，麻痹人民的心智而已。

（三）

“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一句中“地底下”，是相对于豺狼当道、狐鼠奔逐的地面上而言；这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涵义，而是政治范畴的概念。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当年中国政治舞台的“地底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语言犀利是和作者出色地运用仿拟修辞手法是分不开的。鲁迅笔下的仿拟，决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仿照现成的词语格式变动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种创新用法。这种仿拟修辞手法往往都书有一定的针对性，或顺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仿之，都能借助变动的字眼表明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驳论文章里往往能产生一种辛辣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因而仿拟修辞格为鲁迅杂文广泛使用，如《拿来主义》中仿拟出“送去主义”便是。这一篇中“自信力”本是《大公报》社评使用的一个字眼，鲁迅抓住不放，就着这个字眼起伏翻腾，在“信”的对象、类属、影响上大做文章，起而剖析出反动政府本没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继而联系新近求神拜佛闹剧进一步挖掘出现在正发展“自欺力”，由“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语奇崛，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运用“仿拟”修辞格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个词语，层层深入剥笋，步步强化逻辑力量，而且睿智闪烁，机趣横生，也增添了辛辣的讽刺锋芒。

鲁迅杂文对敌人深恶痛绝，犀利如刀，而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则是衷心爱戴，热情似火。一曲高亢激越的“脊梁颂”之后，便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人“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在那样严重白色恐怖中写得这样字字含情，句句有意，寄托着这位伟大革命作家的钦敬深情，是何等难能可贵！

犀利如刀与热情似火，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却又和谐地统一在一篇优秀杂文里，这也说明不同的思想感情的确也要求迥然相异的语言外衣才能出色地表现出来；二者不仅不相左，而且相互映衬，相辅相成，显示出鲁迅杂文语言艺术的色调丰富、绚丽多彩。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1984年第5期）

二、民族脊梁的颂歌──读《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安永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面前，“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旧中国就是一个奴隶王国，在这个铁一般黑暗的国度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相结合，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一部分人当中，甚至丧失殆尽。鲁迅对此痛心疾首，与这种奴隶的“劣根性”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认为四万万同胞都已经消极、沉沦乃至堕落，他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现实和历史上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一曲颂歌。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于1934年9月25日，时值“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宰了一部分人的头脑。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哀叹：“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这种论调，鲁迅在他53岁诞辰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杂文。

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注视着现实。文章一开头就列举了三种事实：自夸“地大物博”，寄希望于“国联”；“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这些事实都见之于“公开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据，事实确凿，然后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驳的论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当即指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信“地”，信“物”，信“国联”，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这种以论敌的论据为论据来反驳论敌的论点的方法，使文章在从容不迫的气度中，蕴含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

文章在指出一部分人连他信力都已丧失之后，笔锋一转：“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作者在这里开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衬下文的“死路”：“玄虚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说明“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这一结论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笔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始终贯穿着逻辑的力量。

在批驳了论敌的论点之后，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远地转向了我们民族古老的历史。他那纵贯古今的思绪首先从严峻的现实中生发开来，指出“自欺”并非现在的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以致“笼罩了一切”。“笼罩”一词，在这里用得十分准确、形象，它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思潮像毒雾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并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然后，作者用“然而”一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当中，既包括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包括现在那些“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而又“被摧残，被抹杀”的人。这样，作者的思绪就在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之后，又回到了现实，明确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判断自信力有无的正确标准：“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状元宰相”，当是泛指古今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则是泛指古今一切有自信力的中国人，并与前文的“笼罩”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结尾，既总结了全文，又恰与文章开头“公开的文字”相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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