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精髓与现代文明(论语|孔子)

孔子主张重仁义而轻功利，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以君子与小人之别来区分“义”与“利”，这就意味着高扬“义”而贬斥“利”，以君子的高尚的道德人格与小人低下行为活动作一两极的比较。“君子义以为质”〔11〕，他们“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2〕这里所说的君子，不是单指士而言，而是指是否符合君子的道德标准，即是否符合仁义的原则的人而言。违反仁义原则，诸侯国的国君、大夫也是小人；一般的士如颜回，即使地位低，生活苦，亦是君子。这就是说，君子与小人只有道德仁义的标准，而无等级的标准。从重功利轻仁义到孔子重仁义轻功利，这个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说明在春秋战国转型时期中，孔子等思想家已深深体悟到重建道德价值理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此其一。

其二，伦理道德观念的转换。在中国历史的每一次大变革、大动荡的传统结构爆炸时期，都面临着伦理道德沦丧的现实。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人曾把“贱妨贵，少陵长，远间近，新间旧，小加大，yin破义”〔13〕，称谓为“六逆”。“六逆”无疑违背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14〕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如何重建道德伦理，使社会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都有遵循的标准或尺度，使义、行、慈、孝、爱、敬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原则变成每个人自觉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外在的规定。孔子认为，道德沦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每个人道德自觉意识的失落，因此，他把伦理道德以及具体的德目都建立在主体仁的基础上，并把此六个德目概括为两个最根本的德目：“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5〕以孝弟为本，这是抓住了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根本伦理关系，由家庭的父子关系而推及君臣，由兄弟关系而推及朋友，加上家庭夫妇关系，便是五伦。由此便推论：在家孝顺父母的儿子，在国必忠于君上，这便是所谓孝子出忠臣。“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6〕孝弟为仁之本，仁必自孝弟始。孝弟是维护当时社会制度、秩序的基本道德力量。这一点，孔子与其学生的观点相同而无二致。孔子伦理道德的重建，在于贴近了道德价值来源的揭示，否定了西周以来“言孝必及神”〔17〕的外源论，而把其归结为主体人的内在心性道德精神的提升和自觉，这就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意识、自我道德修养找到了源头活水。

其三，意识形态的转换。周初的宗教观念是以德配天，是对于祖宗上帝崇拜，孝亲观念与敬神、敬祖宗联系在一起。人事的一切都须通过占卜，以听命于上帝或天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8〕，把鬼神、敬上帝摆在次要的地位，而突出了人自身的力量和权威。这种对人的现实生命重视与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怀，便是从重视、崇拜天道到重视、关注人道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中国先秦出现人学的思潮。〔19〕

孔子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礼乐典章制度的改革和观念转换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和”字。和是对于当时客观诸冲突及日常生活、社会政治等矛盾多样性统一的认识和把握。“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0〕治理国家、处理大小事，以和为贵。和不是单纯的和谐或调和，也不是单纯的同一事物的相加。因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1〕“和”的最根本的性质和功能，是产生新事物，并使百物丰长。“同”是无矛盾、无质的差别的等同，相同事物的相合，不仅不能产生新事物，如“二女同居”，亦不会促使事物继续发展。

人的对象世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都在“和”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即使为政，亦不例外。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22〕宽猛对待的和合，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的境界，社会、 人际关系才会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3〕若按照小人“同而不和”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就会混乱、不安定。和是保持自然、社会、人生生命存在的根据与基础，生命是在冲突、和合中往复循环的变化发展中生生不息。“和”作为对象世界、社会和人自身生产、发展、运动、变化的一般的形上学方法，是仁学形上学在解决当时时代冲突课题中所采取的有效的、最佳的方法。

二　孔学与现代文明

孔学在解决孔子当时的时代冲突、时代课题中作出了成功的回应，重建了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和精神家园。在此世纪之交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又碰到了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以及精神家园的崩溃。这又与人类生存与毁灭的冲突、社会起飞与滑落的冲突，以及人的为我与无我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如何解决此三大冲突，这是世界上各个学术领域所极端关注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西方世界向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寻求新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解决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冲突之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在解决世界当前冲突中有否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孔学有没有现代价值或在建设现代文明中有否意义，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一些人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或简单肯定的态度，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笔者试图从分析现代社会的冲突入手，看看孔学精神能否促使这些冲突的化解，给世界人民以新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

（一）人与自然的冲突。

现代人类以高科技的手段，向自然无限地索取、开发、征服，使很多埋藏在地底下、海洋底下的自然资源得到利用，为人类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社会财富，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可以较充分享受自然财富带给人类的幸福。然而福焉祸之所依，它也带给人类以从未有过的巨大灾难，比如洪水泛滥、土地沙漠化、资源匮乏、环境污染、臭氧层稀薄、疾病肆虐以及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等等。〔24〕如果说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物质需要，而疯狂地征服自然，以为征服自然便可满足自我欲望，那么，自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也会以无限的仇愤向人类进行疯狂的报复，把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转化为征服人类的反力量。人类目前所制造的核武器足可以毁灭世界，但世界的毁灭也等于人类自身的毁灭。这是同一体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人类保护生态、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我；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就是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因此，自然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在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物质、价值交换中，在人们自我规范的过程中，创造了人与自然最优化、最和谐的发展环境，创造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内在的一致、平衡发展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存共荣、共灭共亡的基础上。人类必须有按照孟子所说的“仁民而爱物”〔25〕的爱自然的情感，朱熹在这里注曰：“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26〕爱物就是爱自然，它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利用应该有时、有节，这就是说，人类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无限制的、不顾自然生命生存地索取和利用。人类不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还必须有爱人类自己一样的情怀去爱自然。只有树立起爱物、爱自然的爱心，像宋明新儒家提出的“天地万物与吾一体之仁”的观念以及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乾称父，坤称母”〔27〕那样，把天地作为人类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对生我养我的天地自然父母，应该采取敬爱的态度，人类与自然之间便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人类在控制、利用、消费自然中，也要发挥人作为“会自我创造的动物”〔28〕的作用，保护自然，再生自然，繁荣自然，确立一种如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欲立而立自然，人欲达而达自然”的爱自然的博大情怀，消除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和异己意识，建立一种爱物爱自然意识，进而建立人类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即自然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这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安身立命的大环境。孔学在解决当代人类存在的生存与毁灭冲突中，给人们以指导思想和价值指向，对当前世界现代化具有积极的贡献。

（二）人与社会的冲突。

当代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的丰富，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空虚，精神文明十分低下。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人的物质欲望、享受意识是无限的，人们学善、学好很难，就像骑自行车过高坡一样，要花很大的劲，甚至不是人骑车，而是车要人推；人们学坏、学恶都很易，就像自行车下坡一样，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当代社会存在着一切丑恶，吸毒、卖yin、男盗女娼、图财害命、贪污受贿等等事件，以及少年犯罪率上升，道德沦丧到连孟子所说“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这颗心都丧失掉了。孟子说一个小孩子往井里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自觉地去救这个小孩，这种救这个小孩的行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也不是为了取得小孩亲人的赞扬或其他利益。现在报纸报道，一个小孩掉进河里，有一百多人围观，而没有人争先恐后的跳到河里去救，去救也要讲价钱。这种人就丧失了“不忍人之心”，湮灭了良知，而且是这样多的人在围观。当然我们社会也确有为救小孩而牺牲自己的具有高尚道德精神的人，但这种人在当今社会毕竟是少数。这就是说目前重建社会道德良知是一个紧迫的、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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