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从古本到今本的演变

　　今本《庄子》为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种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完全相同。但《子》五十二篇”，可见古本《庄子》为五十二篇。《庄子》从汉代五十二篇的古本到晋代三十三篇的今本有个演变过程。

　　《庄子》五十二篇本在汉代可能是通行本，故后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行于山中”说：“庄子名周，乐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五十二篇古本到魏晋时仍然存在。唐代陆德明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经典释文·序录》）司马彪于晋泰始中为秘书郎，《晋书》有传，身世比较清楚。孟氏，陆德明已“不详何人”，清代姚振宗考证说，“似即注《老子》之大孟，或云即孟康”（《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五）。孟康是魏人，著有《汉书注》。也就是说，确知注解了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两位学者——孟氏、司马彪皆为魏晋时人。

　　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篇目构成，陆德明说是“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经典释文·序录》）。其中，“解说三”见于记载的有《庄子后解》、《庄子略要》两篇：

　　《庄子》“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子·庄子后触〉曰：

　　“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文选》卷三十五张景阳《七命》“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论解”李善注）

　　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

　　（〈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江文通《杂诗三十·汉书·艺文》称“《庄 许询》、陶渊明《归去来辞》、任彦界《齐景陵王行状》等篇李善注）由此可见，〈庄子后解〉、《庄子略要》等“解说三篇”，似乎不是《庄子》所固有的篇目，而是其附录，是《淮南子》的作者对《庄子》的片段的解释或内容概述，应归属于《淮南子》，姚振宗正这样的见解，他说：“今《淮南》内篇无《庄子略要〉、《庄子后解》，或在《淮南》外篇三十三篇中。”（〈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之下）这样，古本《庄子》实际上应是四十九篇。

　　从《经典释文·序录》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庄子》一书除了孟氏、司马彪注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还有崔譔和向秀注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颐集解的三十篇本。崔譔，晋史无传，唯《隋书·经籍志》称其为“东晋议即”，但《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别传》说：“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所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可见《隋书》所记有误，崔譔生世当不晚于“竹林七贤”的向秀。崔譔的《庄子》注文在《经典释文》中有所存留，所以他是至今其述尚存的魏晋注《庄子》诸家中最早的。《经典释文·序录》记录：“崔譔注二十七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由其篇目的构成（内、外篇）和数目（二十七篇）的相同，可以推断崔、向所注可能是同一个本子。但其所出注的篇目可能不尽相同。有学者根据《经典释文》考计，《天运》、《至乐》、《达生》、《山水》、《盗跖》、《列御寇》诸篇，有崔注无向注，《则阳》、《寓言》两篇有向注无崔注，唯有《天道》、《刻意》、《田子方》、《让王》、《说剑》、《渔父》等六篇，《释文》于崔、向之注一无所取。由此推断，崔、向《庄子》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本的重要篇目的选注本；这个选注本加上崔、向皆未出注的《天道》等六篇，可能就是以后郭象确定并注解的三十三篇本。魏晋时代，在玄风披靡的情况下，注解、诠释《庄子》的人恐怕是不少的，《晋书·郭象传》称“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于是出现了李颐的《集解》、李颐的身世，史无记载，不太清楚。但陆德明尚知其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经典释文·序录》）。他的《集解》本是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可能是和崔、向不同的另外一种在五十二篇本基础上的选注本。因为当时这五十二篇古本，“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经典释文·序录》）。

　　魏晋时代，在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基础上，除了有孟氏、司马彪的全注本和崔譔、向秀、李颐的选注本外，出现了郭象的三十三篇修订本。日本镰仓时代高山守所藏《庄子》残抄本，期天下》篇后有段跋语：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闲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土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循（俯）》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数，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迁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而徒谁知，似因（困）后蒙，令沈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平大体者焉为三十三篇者。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国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这段文词，清雅幽古，且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间奕、意修之首，危言、游是、子臂之篇，凡诸巧 杂，十分有三’”相符，故可断定为郭象所作。这就证明，今本三十三篇《庄子》是郭象在古本《庄子》五十二篇中，删裁去十分之三而成。郭象为但三十三篇作的注，思想精深独特，为历代所推崇；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修订本，唐以后也就随之流传下来，逐渐成为定本，正如陆德明所说；“惟子玄所注，特会庆生之旨撤为世所贵……，今以郭为主。”（〈经典释文一·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