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导读

　　《诗经》的作者，有可以从本诗中找得的，例如制《小雅》的《节南山》明说“家父作诵”，《巷伯》明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说“吉甫作诵”；也有可以从别种古书上查出来的，例如《尚书》说《鸱鸮》的作者是周公旦，《左传》说《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则《国语》说是周公、《左传》说是召穆公。但有作者可指的毕竟是极少数，至其本事更无从查考了，因此，后来学者虽然对于诗的作者和本事各有所注释，大多数是揣度之辞，不能信以为实。 我们读《诗经》时，当把这种种揣度附会之言廓清，正不妨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地各抒己见。崔述《东壁遗书》里的《读风偶识》便是以这种态度去读《诗经》中的国风的。例如《诗经》中第一首《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明明是一首写求配偶的经过，恋爱成功而结婚的诗。首章以河洲上关关地叫着求偶的瞧鸠为比，兴起淑女为君子的嘉偶，总揽全诗；次章以水中荇莱左右荡动为比，兴起君子欲求淑女的动荡着的心，求之不得，甚至寤寐思之，辗转反侧；第三、第四两章，则以采芼荇菜为比，兴起君子既得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一层层地写来，恰到“乐而不yin”的好处。可是《诗序》偏说“《关睢》，后妃之德也”，“《关睢》乐得贤女以配君子”，以为是后妃所作，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宫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鲁诗》、《韩诗》之说，则又谓系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余如张超《诮青衣赋》以为是毕公所作、罗泌《路史》以为是暴公所作，皆云当周康王时，王应麟《困学纪闻》又谓是周宣王时人作，而皆以为是刺诗；只有崔述以为是“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比较合于情理。又如《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份。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这是很妙的一首思妇之诗。写丈夫远行，妻子思念之苦，竟能把她的心理曲尽地描写出来。卷耳，是木耳一类的野生而可吃的植物；顷，同“倾”，倾筐是和畚箕相似的放卷耳的器具；周行，就是大路；崔嵬、高岗、砠，都指山而言；虺隤（同“颓”）、玄黄、瘏都指马的病；金罍，贮酒之器；兕觥，饮酒之器；痡，也是病。这首诗，第一章从她出去采卷耳写起，“我去采呀采卷耳，连一只倾斜的篮儿也盛不满”，并不是因为卷耳少，实在是没心思去采它啊！“我所怀念的心上人，迢迢地在那里的大路上”。以下三章，便完全在替远人设想，连用六个“我”字，都不是指采卷耳的“她”，而是指在周行的“他”。不写她的如何怀念远人，而写远人的奔波，陟履高山，仆马皆病；不劝她自己稍纾远念，偏替远人设想，“我且喝些酒吧，不要常常怀念、永远悲伤了吧”！最末了的一句尤其是传神之笔，“为什么又在那儿长吁短叹了呢”？连用六个“我”字，何等亲热？连写三章，何等体贴？这真是一首绝妙好词。《诗序》却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朱熹也认为是“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试问后妃为什么要去采卷耳？求贤是国君之责，何劳后妃费心？后妃居深宫之中，如何能“求贤审官”？而且后妃对于所求之贤，竟如此体贴而称之曰“我”，不更狎亵了吗？以思妇之辞而调为后妃所作，自然不合情理了！总之，我们倘为旧说所困，则全部《诗经》将全为捕风捉影的解说所蒙，无从廓清整理了。作《诗经》的都是些无名的诗人，时代又隔得太远了，本事如何能查考得清楚呢？我们要遵守《论语》上孔子告子路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于不可知的作者和本事，只能阙疑，万不可附会杜撰，堕人魔道！

　　这样杜撰瞎猜地论《诗》的，无过于所谓“诗序”。《诗序》有二种，一曰《大序》在《关睢》篇之前，它不但论《关睢》篇的作意，而且论到全部《诗经》；一曰《小序》，在各篇之前，论各篇作意。或云《序》之首句是大毛公作，次句以下是小毛公作（大毛公名亨，六国时鲁人，或云是河间人；小毛公名苌，西汉赵人）；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隋书·经籍志》则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程颐更说《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当时国史所作。这些都是清后以后的传说，其实，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里有很明确的记载：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则《诗序》为后汉人卫宏（字敬仰）所作，铁案如山，不可推翻了，所以《史记》和《汉书》中从没有提到它过。可是隋唐以后的人，对于《诗序》竟视为研究《诗经》的秘宝，而且拉拉扯扯，牵涉到孔子、子夏身上去，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诗序》对于《郑风》中的诗，见有“仲”字便以为是祭仲（春秋时郑大夫，“祭”读如蔡），见有“叔”字便以为是共叔段（春秋时郑武公之少子、庄公之弟，共音恭，地名，段所封之邑），馀则大半都说是“刺忽”（郑庄公太子）。似乎郑国除了祭仲、共叔段、太子忽以外，更无他人；郑诗人除了美刺这几个人之外，便无别的情感，这不是很幼稚、很可笑吗？（朱子的《诗集传》比《诗序》已高明得多，可是又另有其凿空武断之处，亦不可尽信。）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这一部《诗经》已可得以下概念：它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研究我国文学史、诗史的，当先研究《诗经》。这三百零五篇诗，就其体制、性质说，可分风、雅、颁三类；就其作法论，可分赋、比、兴三种，这就是所谓的“六义”。按十五国风看来，它的地域，是黄河流域一带，及于长江以北；按全部的《诗》来考据它的时代，约自夏或商以迄春秋中世，而以周室东迁前后的作品为其中坚。它的形式以四言诗为主，间有长短句及“兮”字调，终占少数。它的作者与本事，十之八九已无可查考了，我们读这部书，当自抒己见。用《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办法，不可为旧说所困，而《诗序》之说尤不可信。我们与其尊它为“经”，以道貌岸然的态度去读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时代诗歌的总集、一部抒写情感的纯文学读。

　　说到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哩，那就是这三百零五篇的《诗》是怎样编成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香，凡三百五篇。《史记》所谓“契、后稷”，指《商颂》的《玄鸟》、《周颁》的《生民》二篇（《玄鸟》述契之母吞燕卵而生契的传说，《生民》述后稷之母履巨本之足迹而生弃的传说）；《汉书》所谓“上采殷，下取鲁”，指《商颁》、《鲁颂》诸篇。照《史》、《汉》所说，则此三百零五篇者乃孔子从古诗中删取的，而且三千多篇里只选录了三百零五篇，仅取其十分之一。此说如确，则孔子之选《诗》，和徐孝穆（陵）的选《玉台新咏》、王介甫（安石）的选《唐百家诗》一样了。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已对此说发生怀疑：书传所弓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之外，如郑樵、朱熹、朱彝尊、崔述等，对删诗一事皆认为可疑。按《论语》记孔子之言，有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孔子说到《诗》的篇数，常曰“三百”，似孔子所诵习、所教授向只此数。且孔子述六经在自卫返鲁以后，这两句话固不能断定它说在周游之前，也不能断定它说在返鲁之后。但是《左传》所载吴季札聘鲁，观乐于鲁太师，事在孔子以前，何以所歌的风诗，无出于今本《诗经》所辑十五国风之外的呢？后人说到孔子删诗的标准，往往提出“贞yin”两个字来。《论语·子罕》载逸《诗》道：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恩？室是远而。
　　虽然孔子有“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的评语，似乎嫌它所表达的情意尚欠真挚，但要说它悖于礼义、yin而不贞，终是不可能的吧！又如《左传》成公九年所引逸《诗》：
　　虽有丝麻，无弃营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
　　这正合于“槽糠之妻不下堂”的教训，更不能说它不合礼义了。阳公十二年又引逸《诗》道：
　　祈招之音音（竖心旁），式昭德音。思我王庭，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这首《祈招》是祭公谋又作以止周穗王“周行天下”，而孔子引古志“克已复礼，仁也”之语，以“信善哉”称之的，怎么也被切去了呢？《郑风》、《卫风》（包括《邶风》、《鄘风》）向以为多yin弃之诗，例如《鄘风》（邶、鄘二国后并入卫）的《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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