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中国

贝雅跑到昆明医学院教法语，我放寒假去看她。我告诉她，有个叫李丹的中国人也曾在这里教法语（那时为云南大学医学院）；他留法七年，学的专业是小提琴，但对法国文学有相当深的涉猎，他自1928年开始翻译《悲惨世界》，至1977年病逝，尚余一小部分译稿留待他的夫人方于女士校订，这就是1984年出齐的全译本。

贝雅说：“这是令人钦佩的，也是值得的。《悲惨世界》本有‘第二圣经’的美称，确实值得为之呕心沥血，正如李丹的法国同事们对待《论语》那样。应该说李丹是幸运的，毕竟他没有白白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他基本完成了他的工作。”

贝雅有一个疑问：在上百种外文译本中，李丹这样穷尽毕生心血的译本大概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为什么这样的译本恰恰出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

回答这个问题，恰恰记录了一段浓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痛史和坎坷历程的故事。

实际上，从1928年到1934年，李丹（1901——1977年，湖南长沙人。法语、小提琴教授）很快地译出全书的1—4部（全书共5部）,但第三、四部译稿竟在战乱中遗失；同时，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觉得初译还很幼稚，不足以诠释雨果。于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重译。重译《悲惨世界》的前二部正式出版于1958年，距初译整三十年。以后二十年的情况，据陈晓华先生《李丹与〈悲惨世界〉》（见《边疆文艺》1979年第3期）介绍，可例举两件事来说明。其一，在继续翻译第三部的时候，李丹曾小心翼翼地表示“中毒”，还声明“译《悲惨世界》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锻炼我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眼力”。但在友人的一再追问下，他还是流露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他承认自己是充满激情地投入这项工作的。其二，1966年以后，雨果被彻底判定为外国牛鬼蛇神的时代，李丹也被打倒被批斗，他却不再掩饰自己，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告诉友人,，由意志才是译本如此卓越的底蕴。

E． 雨果与1885年5月在巴黎病逝，国会决定为他举行国葬，遗体安放在先贤祠。那几天，为他通宵守灵和前往送葬的人数之多，肯定是当时的世界之最。谈起这事，贝雅不无得意：“只有法兰西人会把最高礼遇给予诗人而不是国家元勋。“我提醒她：对屈原的纪念形成了固定的节日，迄今已有两千余年。

贝雅说这确实值得钦佩，毕竟中国是文化大国。但应当看到差别：对屈原的纪念纯粹发自民间；雨果的影响力迫使议会、总统府必须做出顺应民意的举动。从此，人们以是否尊重诗人、艺术家、全体公民的自由思想和反对政府权，作为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开明的标准之一，以此作为值得自豪的文化传统。
我很想故意唱个反调调剂调剂气氛。我问贝雅知不知道拉法格（Paul Lafargue），她说她不知道。于是，我告诉她我从汉译本《雨果传说》所读到的东西。在这篇长文中，拉法格先生认为正是雨果自己精心导演了自己的葬礼：他立遗嘱说捐一百多万法郎给病院、给穷人，而自己使用穷人的灵柩，其目的在于“博得容易上当的群众的同情”，最后“推动政府慷慨解囊，自己不花钱得到耀武扬威的葬仪”。

贝雅好不容易才搞懂拉法格的逻辑推理。她笑得前仰后合，连声用新学来的汉语说：“这是说相声，而且是‘后现代’味的相声。”她又说恐怕大多数法国人都跟她一样不认为自己容易上当，一百多年之后，大家仍没有“上了雨果的当”的感觉。

菲利浦、安多万也不知道拉法格其人，说可能只有读文学史博士的人才有可能记得他。安多万干脆说：“要是有人推理出屈原投江就为了死后在天堂里能有粽子吃，你们高兴吗？”

素以浪漫和散漫著称的法国人其实很纯朴，他们只记得应该永远感谢雨果为民主共和事业在海外孤岛流亡一十九年，只记得雨果留下了《悲惨世界》、《静观集》、《世纪传说》等数不清的文学瑰宝。

安多万说：在法国，权威机构按照公众认知程度、思想界学术界所评判的历史文化价值、国民教育之必需等三项衡量，雨果永远在“不朽的作家”（Ecrivains de toujours）行列中占据第一位置。但印象中，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或莫泊桑等在中国更受重视。

我说，实际情况不似数据统计那么简单，随着时间推移，雨果的影响力还是不断加大的。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受到某些教条的束缚。至少在大学教育阶段，一套“马克思恩格斯论XX”的文摘集子，决定了被马恩点过名的作家们在中国的命运。从这类文摘检索出的资料看，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极高而认为雨果在政治立场上不辩是非，这是事实。但是，似乎大家都忘了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基于文学本身，而对雨果的评论，则并不涉及文学，甚至也不涉及雨果的思想动机，仅特指某件事做得对与不对。实际上，若以政治观点论，巴尔扎克始终都是保皇党，倒是雨果更激进一些。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可以不计较巴尔扎克的保皇派政治立场而纯然评价其文学成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文学成就方面，从对人民的真实情感方面更全面更公正地重新认识雨果呢？

F． 到中国留学的法国人，大多来华后才更为详细地了解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具体情况，以及雨果对圆明园的赞美、为圆明园被毁向本国政府提出的抗议。待亲赴圆明园遗址之后，安多万表示了他的失望：雨果所描绘的辉煌是不指望能看得到的，而仅从西洋楼遗迹看，那本是洛可可风格的幼稚模仿，远称不上建筑艺术的精品。

我说我不否认这些仿洋作品水平并不高，那时的朗式宁们原本就不是大建筑师，那时中国宫廷也仅仅是把洋建筑当新鲜玩意儿猎奇，但圆明园真正的精髓在于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与园林，在于设在那里的藏书楼。恰恰是这部分被彻底毁灭到片瓦无存。

菲利浦说不管圆明园原貌如何，当年英法联军的行为都是野蛮的，只有雨果的言行为法国人民保留了一点颜面。雨果为法国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让我们知道应该坦率承认我们的国家做了错事、坏事，从当年的墨西哥、中国，到后来的阿尔及利亚……，如果政府再做出不好的行为，我们大家都要站在社会良知和正义一边。”

安多万说，到中国来是因为喜欢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也正因如此，他希望能制止任何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他的疑问是：除外国人的野蛮入侵外，中国人自己毁掉了多少东西？为什么去自毁？

我想，对类似的发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不仅是他们，更主要是对自己。抵御外部势力侵扰永远是必须的，但一旦发现自己的破坏甚至有甚于外部势力，我们该作何感想？这仅仅是对自我的嘲讽吗？

仅北京为例。明朝城墙被毁，旧城原有格局和大量文物被毁，这个损失就未必比损失一个圆明园要小——我们原本有机会从中深入体会传统建筑学的文化内涵，建立起一个保护旧城文化遗产与发展新城区、新经济并行不悖的北京。1956年，建筑师梁思成先生提出过具体的城市规划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而在巴黎，经大作家马尔罗等人的不懈努力，巴黎代表着西方文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在北京，我们只能遗憾的告诉世界：现在的北京不足以说明东方文化的特色和辉煌成就。

雨果说：“印度、巴比伦、波斯、亚述、埃及的文明都先后消失了，为什么？……这中间有没有他们自己的过失呢？……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这种可怕的绝灭中，自杀的因素应占多大的比例呢？”

我们曾津津乐道于雨果当年为中国文化的命运仗义执言，我们更应该从雨果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之中，脚踏实地去想一想我们自己该干些什么。

(殷力欣 学者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