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中国

有一天，我认识了两个法国青年，菲利浦和安多万；另有一天，我给一个法国女孩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贝雅。于是，我时不时操一口半生不熟的法语，他们夹带着怪腔怪调的中国话，把两国历史、文学上的掌故当作饭桌上或茶杯边沿的佐料。雨果就是经常谈论的话题。

适逢雨果诞辰200周年（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继1952年、1985年这两次大的纪念和研讨高潮之后，2002年法国又将有更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遂将我们平日的零星随感辑录数则，算是凑一份热闹。

A． 记得二三年前，曾做过大官，现在仍享受大官级待遇的某当代大作家发表高论，大意是说：中国有过一个鲁迅就够了，倘出上十个八个鲁迅，那情况并不很美妙——唉呀呀，怎么得了？！

据说，此高论很能代表当代知识分子的幽默和雅趣，虽然愚俗如我辈欣赏不了。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菲利浦，他也欣赏不了，全无平日的机敏：“照这个逻辑，不指望八个，对法国而言，再给我们一个雨果如何？”他足足喝了两大杯热茶才想清楚：“那太棒了！只可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能够以一介文士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进而将其影响扩展到全世界，这样的作家、诗人二百年未必能产生一个，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雨果之于法国，也如鲁迅之于中国。那位当代大作家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尽管总会有一些人痴心妄想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鲁迅。

B． 菲利浦想在中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当代法国与中国的娼妓问题之比较》，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学肯为他开课。苦恼之余，他问我是否愿意直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说法国的情况不清楚。在中国，据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仍适用雨果《悲惨世界·序》中的那句话：“饥饿使妇女堕落”。这毋庸讳言。当年雨果不讳言法国的社会弊端，现在，我们也不该讳言。

菲利浦说，现在的法国还是有些变化，不大有人为了生计去卖笑了，这可以部分归功于雨果。于是安多万插话：“你忽略了那些非法国本土出生的妇女，如东欧、非洲的难民，一些阿拉伯贫民，甚至也有少数中国姑娘，仍在巴黎或马塞重复着芳汀的故事。这不是主要社会问题，但总还是未彻底根除的问题之一。”

于是，我们设想，如果当真让雨果转世，他会做些什么？无疑，他仍将会为那些因饥饿而堕落的中国妓女或阿拉伯、东欧妓女一掬热泪，也会为那些非饥饿原因而堕落的欧美妓女或中国一些有硕士甚至博士头衔的妓女困惑。这个问题会经年累月地折磨着在世的雨果，最后，他以新的思考去续写《悲惨世界》。

菲利浦说：“有可能，他笔下的珂赛特的重孙女到中国来打工，被深圳的某暴发户包了二奶，又被抛弃，重复了老老外祖母芳汀的命运。”

我反驳说：“涉及具体问题，目前恐怕还是洋鬼子来中国胡作非为者更多些。”

安多万说：“你不能否认，一些暴富的某些中国人有成为多罗米哀式文明流氓或德纳第式社会渣滓的可能。”

我不想纠缠这一点，说：“他还会写学生组织‘ABC’小团体吗？还会写街垒起义吗？

我们一致认为：一定会的。但不一定在巴黎，特别是二战后的萨特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雨果的街垒化身之后。所以，他可能去莫斯科、纽约、开罗、耶路撒冷……甚至北京。

雨果曾预言：“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但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如今，二十一世纪了，这个预言宣告落空，但人们不会因此而嘲笑诗人太天真。为着所面临的所有新的旧的问题，如贪官污吏肆虐、生态平衡失衡、信仰失落、文化传统步入困境……这个再世的雨果仍会继续奋斗而绝不选择“聪明的回避”，仍将在必要的时候以十九年的流亡作抗争，仍会说：“如果只剩下一人，我即是此人，”仍会充满信心地大胆预言将来某一时代将会幸福。我们猜想，雨果那些看似天真幼稚的言论永远是力抵万钧的，因为他是真正的诗人，一个活到二百岁仍有激情从容作诗的诗人。

C． 贝雅问我：“你喜欢雨果和鲁迅，雨果活着的时候是无法认识鲁迅的，我只能问你：鲁迅喜欢雨果吗？”

我说：“既然雨果称风格迥异于他的巴尔扎克为‘最伟大的人物中为首者之一，最优秀的人物中最高超之一’，那么，雨果会十分欣赏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如对阿Q的形象塑造；也会十分理解鲁迅对中国上古时代民族精神强悍粗犷的认同，如鲁迅热爱并热心搜集被他赞为雄浑宏大的汉代石刻。至于鲁迅如何评价雨果，没有更多的记载，但鲁迅无疑是中国最早翻译雨果作品的人之一。”

190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翻译了雨果散文随笔集《见闻录》中的《芳汀的来历》，译名为《哀尘》。他笔调沉郁地作了一则“译后记”云：“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此系旧译雨果）而生斯世，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即旧译《悲惨世界》）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

读这则“后记”，我们大致可知鲁迅必是通读了《悲惨世界》全书，继而促使他想在雨果的散文随笔中更多地了解有关这部小说的相关背景资料。他所发“《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的慨叹，与雨果自序所谓“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语调相近而更悲愤也更中国化。这更悲愤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在中国同样面对着低层妇女的不幸，当然，他选择了不同的角度。于是，我向贝雅推荐鲁迅的《祥林嫂》。

于是，贝雅下功夫通读了《祥林嫂》的法译本和汉语原著。她说法、汉文本都是艰涩的，但感觉得到它的深度和分量。她说鲁迅以中国式的白描刻画中国芳汀的内心世界，可谓惊心动魄、可谓毛骨悚然，让人无法忘怀：芳汀临终前的绝望与祥林嫂对来世的恐惧，都是文学描写最惊人的篇章和最高境界，都促使着一些后世作家必须去承担起作家、诗人的社会责任。

贝雅认为，虽然风格不同，鲁迅写《祥林嫂》可能由来自雨果的影响。

这无法考证。但二位大师的殊途同归是显而易见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之故也。”

尽管不是韵文，《悲惨世界》秉承希腊史诗传统自不必赘言，而《祥林嫂》的文字也是诗性的文字，由来自屈骚、汉乐府和杜诗的血缘传袭。

D． 在法国，雨果的诗作与小说《悲惨世界》是同等重要的，而在法国以外，人们更熟悉《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和《九三年》。这当然是缘于诗的不可传译性。其实，《悲惨世界》又何尝好译呢？它词汇的丰富，结构的复杂，涉及各类文史知识的枝叶蔓延，特别是语言所蕴含的哲学思考之深刻，整体体现人文精神之浩博，自非译者仅仅精通法语所能胜任。在中国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宏篇巨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个“信、达、雅”的全译本。

“我一天还能译几百字。也算是战斗。在这上头我永不退休。”欣赏、惶惑、矛盾、负罪、掩饰、反思、不再掩饰、坚持到底，这便是李丹五十年译作的心灵历程，真正体现了陈独秀所赞许的“难得”精神。或许说，正是《悲惨世界》自身给译者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帮助，使译者把译作化为生命的实际需要，促使他能完成使命，避免了他的法国同行们的纸上谈兵。

大概是由于李丹长年任小提琴教授，有人称他的译文在信、达之上，具有“雅”的先天优势——更能体会到雨果的诗人特制质，雨果文字的诗性、音乐性。但笔者深信，李丹久历挫折所升华出的自由意志才是译本如此卓越的底蕴。

以前，各类节译本可谓五花八门，单是译名就令人眩目；从1903年起，较有名气的即有苏曼殊、陈由己合译《悲惨世界》，平云译《孤儿记》，柯蓬舟译《少年哀史》，李丹、方于夫妇合译《可怜的人》，另有人译作《孤星泪》；而评论界又常译作《哀史》。这中间，苏曼殊、陈由己（即陈独秀）的译本离题万里却最有趣味，或者准确一点说，那仅是借雨果之名和小说的某一段线索为引子，随心所欲写成的章回体武狭小说，其中的主人公也不是冉阿让，是臆造出来的一位出生于法国的中国式剑侠。可能留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小说情节，到是小说中人物的姓名，如冉阿让译作金华践，意为“今天的中华已沦落为贱民”；无知无识只能误国误民的土财主，取名为范桶，即饭桶；腐败的官僚名叫满周苟，即满洲狗；而那位剑侠则“姓明，名白，字男德。”男德，当然谐“难得”之音，因为他为人道主义精神与民主共和事业百折不挠——“男德是一个天生的刚强男子，不像尚海（即上海，指清末在上海空谈共和的清淡文士）那般自称什么志士的，平日说的是不怕艰难、不愁贫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会心气短起来。”

陈独秀、苏曼殊借看似幼稚的手段告诫国人社会进步事业前途叵测，国人应具备百折不挠的“难得”精神与毅力。这倒也不是意气用事，很有思想者的眼光，不失为雨果的知己。

贝雅和菲利浦在不同时间告诉我同一趣谈：假如哪位法国汉学家宣称已着手翻译《论语》或《老子》，那准意味着该老夫子就要见上帝了，等不到译文完稿——不穷经至皓首，必无勇气和能力担此大任；待万事具备，必已老迈得走不动路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