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激昂的颂歌

一曲激昂的颂歌

——穆旦诗《赞美》解读

泸县二中吴远斌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吴宓曾在1927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陈寅恪道出了文化震荡时期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类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精神磨难与痛苦。在对人民的赞美中，穆旦复杂、强烈、痛苦的感情化成一种少见的单纯、净朗与圣洁：诗人一开篇就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满目疮痍的大地，用“起伏的山峦、河流和草原、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荒凉的土地、茫茫的野草、干燥的风、低压的暗云、单调的东流的水、忧郁的森林、无数埋藏的年代”等密集的意象，来展现所见，流露出对这片土地的爱和对痛苦命运的抗争。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也是农民对土地无言的、执着的爱。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鹰群也对土地极尽缱绻，看着荒凉的大地不忍离去，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我也是和这片土地一同受难呻吟过来的，我要以一切拥抱你，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一直以来，农民的形象一直萦绕在心头，总想为他们寻找一个最佳的注解，在现代诗歌中终于找到了。一个是臧克家的“老马”形象，“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的垂下”、“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瓢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诗人用象征的手法，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这是一个怎样的忠厚善良、忍辱负重的形象哦！他们的命运、感受、心境，他们对未来的态度，他们渴望的眼神，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影象。

而穆旦用的是直抒胸臆的手法。一个农夫，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两头都是沉重的负荷，他得承受养家糊口的重任，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劳作、死亡、溶解，他们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犁铧就是他们的命运，弯弯的犁辕就是他们的背影。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他们也曾升起希望，他们期盼一个开明的君主开创一个太平盛世，他们甘愿做稳奴隶，他们期盼一个农民自己的政权，可以平安地靠自己的劳力生活下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希望的泡沫象一柄沉重的铁锤，重重地击打在疲乏的肩膀上，他们目睹一群强盗肆无忌惮地掠夺他们的庄稼、粮食、鸡鸭、女人，干枯的眼睛再也挤不出一滴泪水！“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他们仿佛是看着别人发生的故事，他们在等什么？

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大凡落后的东西，都得套上“农民”二字！农民意识、小农经济……农民头上被扣上众多的“屎盆子”！在这里，人民、苦难与拥抱、美丽与忧患、上升与降落……在穆旦充满土地气息与现代气息、充满生与灵挣扎的带血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与传统、光明与黑暗间所背负历史的种种沉重复杂。穆旦曾这样深情地评价艾青，“我们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怎样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的向上的力量。”这种评论无疑投射着穆旦自身的情感与人生体验。唐湜曾把朱自清称为“人类受难里最为深重的知识受难的代表”，指出了现代知识分子负荷着民族苦难又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双重受难形象。这种同气相求的指认与评价是包含着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的深刻体验的，作为“九叶”诗派中“走得最远”的一位，穆旦“受难的形象”更充满了一种悲怆的历史蕴味与文化象征。

从穆旦青年时期的照像看，他身材瘦长，脸上总挂有一丝沉思的忧郁。这副文弱、多思的样子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奥地利的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位文弱书生在当时竟是一位军衔为中校的“武将军”。与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那种从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路线相比，穆旦的人生选择正好是逆反的。这是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所造成的。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他也曾投笔从戎，不忘时代艰危与民族的苦难。但他所倾心与努力的是现代诗学与文艺、文化的建设，这是一种文学、文化本位的选择。对战争的亲历使他直接体验了苦难并超越了苦难，反过来苦难又给了他思想的权利与精神升华的力量。对经历过“战乱，灾难，未知的疑虑，险恶的社会环境”的青年人来说，言说“苦难”的早熟与坦然是一种残酷的真实。这种残酷的体验在当时只有23岁的穆旦那里达到了极端。饥饿、灾难、病痛、死亡……王佐良回忆说：穆旦所在的抗日远征军在1942年缅甸撤退时，“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人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那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试过一次断粮八天之久。在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死里逃生，到达印度。在印度的三个月里，他又几乎因过饱而死去。”这种极端的、向死而生的状态中，人往往能洞见常态世界所遮掩、所闪避的非常态的真实，发现现存文化伪饰、虚无、阴暗等可疑性的一面，更深切地体认到自我生存的困境与难题。“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五月》）这种“二次诞生”正预示着诗人现代性的觉醒与新我的的诞生。果然，这个23岁的青年从死亡的边缘走回以后，“从此变了一个人”。

正像他的朋友王佐良所说：“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一方面，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在诗的精炼狱里穿行；另一方面，受难的内在精神使他的诗穿透了现实表象的遮敝与现存文化的拘役，而突入生存本质、关注生命本体，从而获得了一种清醒而深刻的思想力量，一种虔诚的“先知的风度与一个深沉的思想家的能力”。

时间不一定能把所有的劣质作家都淘汰掉，因为很多劣质作家都是（非常讽刺地）颇有名气的，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劣质读者，他们使那些劣质作家得以维持下去——要么冲着他们的名气，要么就冲着他们的劣质。但时间肯定能够把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凸现出来，理由却很简单，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读者，那怕他们的数量非常少，也足以把那些优秀作家重新发掘出来。仅就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界而言，沈从文和张爱玲的重新获得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