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的境感诠释

从历时的角度去看，现代人的婚恋注重自由民主，以至“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不再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现代人交通、通讯发达，以至离别不再成为美学命题。然而，莺莺生活的时代——唐代因袭魏晋以来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传统，社会上流传着“崔卢李郑王门女，不入寻常百姓家”的说法，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在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最后的决定权当然是属于母亲，崔母遵守传统下俗定的婚姻规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要求“男女授受不亲”，男婚女嫁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不被允许从相互倾慕到走进结婚礼堂。因此，崔氏相国的小姐，岂能与门不当户不对的书剑飘零的白衣秀才于月下西厢私定终身？

“唐代又是一个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更热衷于追求功名的时代。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在唐代更有力地吸引着、鼓励着知识分子，使他们为了成就功名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遗弃自己的情人或妻子。”^[5]在男尊女卑的历史时空里曾上演了多少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悲剧，而男子的恶劣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斥责，反而受到称赞，被认为是“善补过者”。在他们看来，“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过，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戮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6]看来，莺莺的忧虑不是无端生发的。她一方面痛苦地面对“始乱终弃”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爱情追求，终于实现了“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