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故事的时间、地点、作者推论

一、证据就在《红楼梦》作品中
　　《红楼梦》小说的一个明显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既隐去了作者的姓名，又不肯交代那些美丽而又悲凉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作者托名是一块“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说书中描写的“陈迹故事”发生的“朝代年纪、地域邦国”都“失落无考”。书中出现的“长安大都”、“金陵”等地名均非确指，书中事迹的发生时间“假借汉唐”“添缀”亦无不可。
　　对《红楼梦》留下的这些谜团，多少年来，红学专家们使尽了浑身解数，用“索隐”的方法或“考证”的方法，力求找到谜底。但非常遗憾，时至今日，还是不得要领。关于地点，迄今有“南京” “北京”两说，两说的“发现”者各自都颇为自信，几位大师曾为“隋园说”、“恭王府说”、“圆明园说”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关于时间，“索隐派”多认为是顺治、康熙年间事，而“考证派”则认定是雍正、乾隆年间事，各自都振振有辞，但各自也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关于作者，“索隐派”认为是顺康年间的一个不得志的文人或前朝的一个抱民族主义思想的遗民，并无确指，而“考证派”则认准了是乾隆中叶的曹雪芹，两派互相之间争吵了近八十年，频频弄得伤了和气，但迄今尚无头绪。
　　“索隐派”和“考证”派在这些问题上互相抵牾，你攻击我是“猜笨谜”“附会”的“笨伯”，我贬斥你是不认识“胡”字的“胡说”，都认为自己的方法科学，而对方在治学方法上出了问题。其实，在研究《红楼梦》这些谜团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方法科学不科学的问题，既然有谜可猜，有隐可索，用索隐的方法或考证的方法，均无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迄今几乎所有的红学专家，不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都是在《红楼梦》小说之外搜寻证据，研究方法都有“附会”之嫌，而对《红楼梦》小说中若隐若现地透漏的蛛丝马迹，则熟视无睹。其实，不论作者著书的笔如何“狡狯”，一部煌煌百万言的巨著，总会透漏出一鳞半爪的证据来，更何况作者本来就不想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隐藏得完全不着边际，否则，他还企盼“谁解其中味”干什么？证据就在《红楼梦》作品中，既不必像“索隐派”那样翻故纸堆，漫天撒网，也不必像“考证派”那样虔诚专注地蹲在“曹家店”中，在祖宗八代家谱中找踪迹。

二、《红楼梦》故事的发生时间——“末世”
　　《红楼梦》作者似乎很喜欢使用“末世”一词，说凤姐是“凡鸟偏从末世来”，说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总之，作者笔下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在“末世”。对这个“末世”一词的理解，红学界多认为指的是家族“末世”，指的是书中荣宁二府“外面的架子未倒，内囊也渐渐尽上来了”的状况。其实，这正是被作者“瞒”过了。所谓“末世”，在封建文人笔下，很少指代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没落阶段，多是指代一个王朝、一个社会的没落时期。书中第二回称贾雨村也生当“末世”，便是明证。其实，《红楼梦》中著名的《好了歌解》，描绘的贵贱易位、贫富转换的社会大变动场景，便是“末世”的最好注脚。《红楼梦》故事发生在清朝无疑，大清王朝三百年间何时可称为“末世”呢？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光绪、宣统年间可称为“末世”，但《红楼梦》所写的显然不是此时的故事。那么，《红楼梦》故事的发生时间，只能是清朝的另一个“末世”，就是开国之初的顺治、康熙年间！
　　可能有的读者会大吃一惊！开国就是“末世”，这不是天方夜谈么？只听说过“康乾盛世”，怎能把顺治、康熙年间称为“末世”呢？这种疑问是对清初历史研究不够所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一百五十多年时间，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乾隆六十年，属清朝中叶，天下承平，可称“盛世”，而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乃属清初，清兵下江南平定南明小朝廷、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征剿葛尔丹，战乱不断，并非承平盛世。由于明末的横征暴敛，加上清初连绵残酷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特别是江南，刚刚遭遇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连续发生清廷同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郑成功的长期激烈战争，据史书记载，大兵所至，房屋悉被焚毁，粮食悉被抢夺，妇女悉被yin污，惨痛之状，无以言表。
　　当时，绝大多数封建正统文人，特别是江南的知识分子，对来自关外的异族统治者，并不认同，持有强烈的不合作心理。他们几乎异口同声，把当时的社会称为“末世”！谓予不信，可以遍观王夫之、黄梨洲、顾炎武等与清廷不合作的大思想家的作品，也可以翻阅同清廷有限合作的吴伟业、钱谦益、朱彝尊等诗人的作品，不难发现，“末世”的说法，充斥在他们的著作中，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孤立提法，而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共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