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灯下漫笔》

鲁迅对国民性的解剖，对中国的批判，既有锋芒，也有深度。

而思想的深刻性，尤其是让人感喟的。

这篇文章是典型的鲁迅风格。

它基本思路是：从个案入手，引申出观点来。然后再从这观点出发，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揭示其更一般、更深刻的道理。

有人评价说，这是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问题的设计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引导学生对“即时智慧”的理解，如何从一件小事件中找到道理。这是比较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要么，就是我们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无动于衷；要么，就是硬扯出一个道理来，往往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

就这么一个事实，你可以在哪个层次上发议论？你可以见得多深？钱不值钱了，在一般人，只会抱怨自己，或者得出凡事要留上一手，要未雨绸缪等的结论。你可以从自己生活的角度得出教益，也可以从中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这是行文的关键。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对本文主旨的理解。“做稳了奴隶”，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说法。“立人”的思想贯穿了鲁迅思想的始终，也贯穿了这篇文章。

鲁迅对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是采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即在生活体验层面上是感性的（当下的、即时的），在价值层面上则是理性的（深刻的、尖锐的），当鲁迅把通过刻骨铭心的独特体验与认知经验投入到他对人的理性关照之中时，他所关注与审视的内容及方式，就一方面保证了他的认知活动能够突破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的限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更为久远的时代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他的认知活动能够不断地向对象本质逼近，由对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升华到对人类及人类个体存在意义的寻求与探索上。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钞票了”，这是鲁迅先生言说的风格，他常常就这样把名词用作了动词。这在他是非常不经意的。但言语的智慧往往就这样流露了出来。另一个例子是，他把别人“眫开了”。）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从上述事件中，作者是如何得出这一观点的？如何表现即时智慧的？试分析作者的思路。从“事件”到“问题”，需要一种洞穿生活的穿透力与分析力。手里揣着钱，可是突然间就什么都不是了，几乎要绝食了。老百姓竟是可以这样地被戏弄，这样不能自主。老百姓的基本权利是这样的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手中的钱不成其为钱，它后面的事实就是：人不成其为人。这种让钱不成其为钱的规定是谁制造的？而且这种规定没有一贯性，事先没有预告。规则说变就变，倒霉的全是老百姓。所有才有后面的对于“奴隶规则”的乞求。）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而最可怕的是，这种对“奴隶〈非人〉”的羡慕并不完全取决于暴力，还发自人们的内心的盼望。）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太精彩了！我不知道同学们读到这里是不是叫绝。将一部封建的治乱史解剖得如此透彻，你能不叫绝吗？“奴隶规则”的说法实在是太智慧了，让奴隶们知道怎样做奴隶，并且做稳了奴隶，就算是皇恩浩荡了。）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

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样一个说法，竟然把几千年的历史给概括了，给说穿了。在另一个文本中，鲁迅先生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在另外的文章中还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中国几千年来无非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将三百年太平盛世评定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与其他文人的高下就这样给判明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在对非人的谴责之后，便是对“立人”的渴求。这是贯穿了鲁迅思想全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