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法与天意

《宋史》王安石本传没有这段记载，只说郑侠因此被发配岭南。《续资治通鉴》说是宋神宗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以后，天下了雨，臣子们入朝庆贺，神宗把郑侠的图给大家看。但吕惠卿等人坚持新法是正确的，并把郑侠交御史治罪。其结果，是只废除了方田法。

三天以后，宋神宗恢复了正常膳食。而司马光在御史台看到神宗的罪己诏书，感激涕零，他认为自己不能沉默，也向神宗上了奏折。其中说道，政治的缺失，重要的有六条。一是青苗钱，二是免役法，三是市易法，四是对外用兵，五是保甲法用杀人凶器训练农民，六是任用坏人兴修水利，劳民伤财。其奏折最后说：

但一下手诏，自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之，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也就是说，只有废除新法，才能解除上帝的愤怒；而只要废除新法，上帝的愤怒就必然解除。据《续资治通鉴》所载，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建议，“皆不听”。（同上）

在这个过程中，皇太后、太皇太后也出面干涉了，她们认为，王安石扰乱天下。上帝的警告，人间的怨恨，都在这次旱灾中集中起来，王安石终于感到难以支撑，于是上表要求辞职。经过再三、再四的请求，宋神宗批准了。就在司马光上书十天以后，王安石被解除了职务。《宋史》王安石本传的史臣评论说，王在执政五年之后，“以旱引去”。而旱灾乃被认为是上帝的警告。人言可以不恤，上帝的警告就不能不惧。在上帝的警告之下，宋神宗退缩了，王安石也退缩了。上帝的警告，是导致新法失败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不过这次王安石被解职，新法还没有被废除。它只是后来废除新法的前奏。将近一年之后，王安石被重新启用。据《续资治通鉴》所说，其原因是王安石被解职后，原来积极追随王安石的吕惠卿背叛，对王极尽诬陷之能事。韩绛与吕多有争论，自觉力量不足，遂建议神宗重新启用王安石。而王安石此次也不推让，倍道兼程，走马上任。然而新法是否合乎天意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这就注定了王安石这一次也难有什么作为。

就在王被重新启用这年即熙宁八年十月，天上出现了彗星。皇帝依惯例避殿减膳，下诏求言。这次王安石和神宗发生了直接冲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载：

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复请以宝玉禳之，公孙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乎？所传占书，又当世所禁。謄写讹缪，尤不可知。陛下圣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为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

这次天变，是神宗直接向王安石发难了。王安石之所以能坚决实行变法，全靠神宗的支持。神宗现在态度如此，新法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王安石称病，是由于感到新法无望了。而神宗这次直接发难，乃是由于天变。上帝的警告，不能再不重视了。

臣子们也纷纷上书言事，认为只有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才可以报答天变。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上书道：

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恶不求诸道，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致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妄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变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神宗读了王安礼的奏章，非常感动，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受了近臣的蒙蔽。

十二天后，彗星消失。消失后十天，张方平继续上书道：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和气不应，灾异荐作。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惮改，人将不堪。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一夕而九兴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又称病不出了。一年以后，王安石第二次被解除了宰相的职务。《续资治通鉴》评论此事说：

安石之再相也，多称疾求去。及子雩死，力请解机务。帝亦厌安石所为，乃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卷七十一）

安石多次称疾求去，是对新法的推行绝望了。神宗厌安石所为，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天变使他认定新法是错的，是不合天意的。不过神宗在世时，新法还没有完全废除，因为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作为。数年以后，宋神宗死，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也就是宋仁宗的妻子垂廉听政。两个月后，重新启用司马光。司马光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完全、彻底地废除新法，并用不顾其他儒臣要求区别对待、区分缓急的建议，一意孤行，不分是非，迅速地废除了所有新法。对于拥护新法的官员，不分是非，一律罢免。八年后，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又启用王安石的拥护者，并且也像司马光对待新法和王安石的拥护者一样，恢复新法，并且驱逐所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官员。这时候，北宋的朝政已不是是否实行变法的问题，而完全演变为不同官僚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北宋政权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至灭亡了。

北宋灭亡后，围绕新法和天意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北宋末年，杨时指责王安石误国，是说王以自己的学术倡导奢侈；也有人是认为王不该用自己一家之言统一思想，使别人不能讲话。到了南宋，当儒者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对王安石的指责就逐渐集中到“三不畏”上来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勋员外郎赵鼎上言，说自从王安石熙宁年间执政，随意更改祖宗法度，坑害百姓。后来蔡京又继续王安石的政策，以致酿成今日大祸，现在王安石还配享神宗庙庭，这是政治的最大缺失。必须加以改正，才能收拾人心，感召天地和气。宋高宗采纳赵鼎建议，罢去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数十年后，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淳佑元年正月，宋理宗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从祀孔庙。同时宣布，将王安石逐出孔庙：

寻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宋史．理宗本纪》）

这是对王安石一案的最后判决。其判词说明，王安石最大的罪过，是宗教罪，是不畏天命。这个判词并不符合实际，但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富弼上书，到这个判词问世，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对儒教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
　

摘自《中国儒教史》第七章《北宋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