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改大将——王安石

实际上，“三不足”正是王安石进行改革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战斗口号。他深深地知道：要变法革新，必然要改变一些以往的政策法令，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破坏，所以一定要有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的英勇气概。“天变不足畏”是与“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观点。王安石认为，宇宙间的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地面上的山川丘陵万物之形，其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人们通过钻研，就能掌握这些规律，所以，自然灾异不足畏忌。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大夫经常用日食、彗星、地震等“天变”恐吓神宗，要求废除新法。王安石用晋武帝在位28年，与彗星两度出现所占不合为例，阐明天人相分的道理，压下了政敌们的恶意叫嚣。针对司马光等人死守祖宗之法的僵化做法，王安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对神宗说：“仁宗皇帝在位40年，几次修改政法律，如果法律一定，子孙就必须时代相守，那么仁宗皇帝为何又要屡次改变呢？”在给神宗所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列举了北宋建国以来财政、经济、军事、教育、选举等规章制度的种种弊端，指出，要不是边境无事，风调雨顺的话，早就会发生大乱子了。只有勇于变法，才有出路。王安石的新法收夺了豪绅大地主的部分特权，触犯了他们的特权权益，所以，作为这一阶层代理人的司马光之流必然要跳出来大吵大闹，阻挠改革。一些思想陈旧的人也对改革说三道四，议论纷纷。王安石知道自己的变法一定会引起守旧派顽固分子的干扰，所以在变法之前就确认了“人言不足恤”的原则，从战略上藐视那些流俗之人的流俗之论。司马光写了一封又臭又长的信给王安石，攻击变法。王安石只给他回了一封短信，用犀利的语言，扼要而精辟地驳斥了对方的观点，表明了自己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表现出一副不屑置辩的神情。王安石多次劝告宋神宗，要他坚定改革志向，“朝廷立法，应当以久远便民为标准，而不能为无知浅见的流俗之人所左右。只有坚持度义而后动，不为干扰而改其成算，才能成就大事业。”对于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王安石十分尊重，并积极访求。改革开始不久，王安石就建议召集三司判官、诸路监司以及内外官献计嫌策。凡是通晓财用利害，有兴利除弊良策，个个详具事状，知无不言。在制定和推行免疫法时，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命令各地官员在询问百姓之后再立法案，立法之后又张榜公布，广泛地征求百姓意见，等到“无民异词”后，才下令实施。王安石本人在进行财政改革时，常常把胥吏、农民、屠夫、商贩等召集到政事堂，了解农村、市场情况、听取他们对于农田水利法等国家方针大法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王安石的理财方针：发展农业生产，开辟财源，并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来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则坚持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二人在廷和殿展开激烈争论。送神宗同意王安石的观点，不久（1069年2月）便提拔王安石为副宰相。因为旧的执政者因循守旧，王安石便起用吕惠卿等新人，设置了一个创立新法的机构，叫“制置三司条理司”，负责制定有关财政和经济的立法。过去，国家财政大权归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统称三司，长官称三司使）掌管，宰相不管财政。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之成为自己整理财政的机构、主持变法的总枢纽。“条例司”派遣谢卿材、刘彝、程颢等人到各地察访，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制订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等法，发布于天下。由于很多人反对在三司之外另设“条例司”，而“条例司”内部程颢、苏辙等由于反对新法而辞职，所以，“条例司”在冲破旧三司的藩篱，独立自主地推行新法15个月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宣告撤消。这时，王安石亲自主持理财，掌握财政，除税赋常贡仍旧归三司外，茶、盐、坑治、常平、免役、坊场、市易等收入，全部由宰相所属的户部总管，三司不得过问。过去的司农寺、都水监是容纳官而不做事的机构，王安石充分发挥其作用，让司农寺制订免役、保甲等重要新法，让都水监担负起浚修河道、兴修水利的繁忙事务。但是有的州军只有一个县的人口，有的县只有一个镇大，仍按原编制设置官员，征调徭役，不仅浪费国家的开支，而且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王安石废除了20多处州军监和100多个县，节省了大量开支。过去，吏胥大都没有俸禄，靠收取贿赂、敲诈勒索为生。一些低级官员的薪俸也很低，如县令、参军的薪俸只有钱10千、米麦两石，以至“贫不足以自养”，常常干些不廉洁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