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改大将——王安石

10世纪60年代初，在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结束了十国分裂的割据局面。然而，只维持了40多年的小康局面，北宋王朝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境地.11世纪处，战与和主动权完全落入契丹贵族之手。河北，山东地区的人民经常遭到契丹兵马的烧杀劫掠，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

1004年，契丹主耶律隆绪率师南侵，北宋不少大臣主张迁都以避其锋，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促使真宗赵恒亲赴澶州（今河北濮阳县）督师，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提供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的“岁币”。占据河西州郡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了大夏国（即西夏），自持势力雄厚，每年入侵北宋，常常把宋军打得大败。1044年，北宋与西夏重订和约，每年送给西夏7万两白银、15.5万匹绢，3万斤茶，以图西北边境的苟安。

1042年，辽国乘北宋受西夏侵扰，陷于困境之机，聚兵幽蓟，声称要南下索取失地。宋仁宗慌忙派富弼出使辽国，表示愿意“屈己增币”而不愿割让土地，于是，在澶渊盟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0万两白银，10万匹绢。国内，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却很少负担甚至不负担国家赋税，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便加重农民负担，把逃漏的田赋均给一般农民，农民十家为一保。一家逃税，则由其他九家负担。此外，各种繁杂的差役更给农民带来严重的痛苦，人民不堪重负，纷纷举行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加一火”。起义军纵横数十个州县、几千里的范围，令官军闻风丧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北宋王朝在实行雇佣兵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养兵”政策：在灾区大量招募甚至强制饥民入伍，使北宋军队人数大增。建国初只有20万人，到皇佑元年（1049年）时，已经增加到140万。北宋军队的给养，禁军每人每年为50贯，厢车30贯，军队数量极度膨胀后，政府每年要把搜刮所得的5/6用于“养兵”。此外，边关的兴师用兵之费也很惊人，仅为对付西夏入侵，就在陕西各路多征了1400万贯。一方面用各种名目向老百姓搜刮，一方面又要支付浩大的养兵费用以及战争、“岁币”开支。到北宋中叶时，政府的财政日益困难，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封建统治阶段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宋神宗在位时（1068——1085），为了解决紧张而复杂的社会矛盾，著名政治家、经济改革家王安石主持了一次变法运动，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安石，字介甫，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冬天，他的父亲王益是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原籍无田园，携带家眷，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为人清正耿直，王安石出生时，王益正担任临江市军（江西清江）判官。从幼年到16岁，王安石恃才傲物，经常过着吟风弄月、流连光景的生活。他无意于效法孔孟，像他们那样去关心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心舞文弄墨，想凭自己的诗赋文章去博取功名利禄。17岁时，王安石随父亲来到江宁府（今南京市）。他思考人生，忽然领悟到：时光飞逝，一去不返，“男儿少壮不树立，一事无成终自悔”。于是，谢绝一切婚丧庆吊，闭门苦读，钻研学术，决心成为契和后稷那样的杰出人才。王安石胸怀治国大志，博览群书，不仅独立钻研儒家经典，努力突破先儒的传注，用自己的思考去理解它，而且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之书，《难经》、《素问》、《本草》等医书，以及各种小说。

青年王安石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且注重向社会学习，他随同父亲在江西的几个县里住过，到过江宁（南京）、扬州、韶州（广东韶关）以及京城汴京（开封），逐步养成了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习惯。他经常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夫，女工进行调查和访问，耕作、纺织无所不问，以验证自己所学得的知识，由于经常接触实际，王安石对古代典籍理解得比较深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体认也远远超出一般官绅。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前茅。同年派往扬州，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实际上是充当扬州地方长官韩琦的一名幕僚。按照规定，判官三年任满，可以献文以求在史馆、昭文馆、秘阁等机关中任职，从而有更多的进入上层的机会。王安石却于庆历七年（1047年）出任鄞县（今属宁波市）知县，开始了担任“亲民之官”的政治生涯。一到鄞县，王安石就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状况和水利灌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到：鄞县多山，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由于年久失修，渠川淤塞，难蓄山谷之水，故当地人最怕干旱。当年11月，王安石花了10多天时间，跑到本县14个乡，督导居民利用丰收后的农闲疏浚川渠，建立起一套蓄水和排灌系统，在三年任期内，他狠抓“起堤堰，决陂塘”，大力兴修水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当地一些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常常要受到好强大户的高利盘剥。王安石到任第二年春天，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他下令将官仓中的存粮以二分轻息贷给农民，约定秋收后偿还，很受农民欢迎，官仓的存粮也得以新陈代换。

王安石还在鄞县兴办了学校，使许多热爱读书的青少年获得了深造的机会，他还建立了严格的保甲制度，使社会治安状况大为改善，给居民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王安石在鄞县任了三年知县，兢兢业业，求实务实，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政绩。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王安石任满离开鄞县后，鄞县的人民十分怀念他，专门修建了祠堂纪念他。皇佑三年（1051年），王安石出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知州的辅佐）。二年任满后，被调往京师开封任郡牧司判官。他不愿在中央政府任清要之职，多次上书，请求到外地州郡当地方官。嘉佑二年（1057年），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他计划在当地开一条运河，发展杭运和灌溉，因保守势力横加阻挠，只好忍痛下马。次年，王安石被调到饶州（今江西波阳县），担任江南东路的提点刑狱（路一级的司法官，隶属于转运使）。当地盛产茶叶，但因政府实行茶叶专卖，辗转运送，风吹雨淋，造成质差价贵，茶农和居民很有怨言。王安石调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上疏给北宋政府，建议取消茶叶专卖制度，改为商人运销，政府抽税，以让民间得到更多价廉质好的茶叶。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给人民带来很大方便。王安石不图安逸、积极进取的精神及其远见卓识、超人才干引起了中央政府重视。宋仁宗下诏召王安石到京师集贤院供职，任命他为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度支判官（中央最高财政机构官员）。根据多年来担任地方官时对社会实际情况的深刻了解，王安石于嘉佑五年（1060年）前后向仁宗皇帝递交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史书》，指出了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性，提出了大量培养人才、改革政治的主张。

然而，万言书并没有引起因循苟且的仁宗赵祯及其执政大臣的重视，在政治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王安石被调去当皇帝的秘书，掌管起草命令、文告之事。他对社会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却不愿再提什么建议了。嘉佑八年（1063年）。仁宗病死。他的过继儿子赵曙继位，是为英宗。同年秋季，王安石的母亲逝世，他就借词机会，辞去官职，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开朝廷，回江宁守丧。在守丧期间以及除丧之后，王安石一直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都是在此期间从他受学的，并在以后的变法改革中发挥了作用。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年方20岁的赵琐继位。这时，全国的土地约有十分之六七集中于豪强地主之手，而且不纳田赋。国家每年的财政亏空达1500多万贯，问题极为严重。宋神宗当太子时就很爱读《韩非子》，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目睹“天下弊事至多”的局面，他决心从解决财政危机入手，开展一场改革，以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困境。让谁来承担主持改革的重任呢？神宗想到了既有州县工作经验，又熟悉国家典章制度，既有高尚的品格操守，又有过人才智的王安石。于是，登基才两个月的神宗先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半年后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还没有赴任，神宗又一次下诏，命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级参与国家机要，充当皇帝的顾问。王安石见神宗锐意改革，又如此看重自己，便安顿了家庭，到京师开封上任。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实行改革；次年12月，又命他与韩绛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一场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开始了。王安石当上了副宰相的第二年（1070年）春天，朝中官员盛传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翰林学士司马光在拟定“策问”对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时，把这三句口号作为奇谈怪论提供给应试者，要他们加以辨析、批判。然而宋神宗在审阅试题时却叫人用纸把这道题目贴起来，下令另外出题。第二天，神宗召来王安石，问他有没有听到“三不足”之说？王安石说没有。又问王安石这“三不足”是何道理，王安石避开“天变不足畏”，用委婉的语气讲明了“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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