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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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 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 仰。就像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 （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 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声明，宁可用 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杂志上发表曲折的杂文，这是为什么？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 迅，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 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冯 雪峰显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国人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保护文化名人的重要。在鲁迅死后， 他曾一度想去主动接近知堂，争取知堂，这些成功的和没成功的计划，都显示出冯作为一个政 工人员的卓越眼光。我想鲁迅当年与周扬那样一批既有热血又有野心的兴风作浪青年之间的隔 阂肯定会发生的，而今天的巴金所面对的是比当年鲁迅、蔡元培更加无奈的环境，他只能选择 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 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 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 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我随便举巴金曾经信仰的学说并非无 的放矢。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 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 现代经济学家统计，当代世界所生产的财富早已足够让全人类过比较健康的生活，问题在于大 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制造出发展主义的假象，导致消费的过剩与能源的危机。 

　　我这样概括可能是太简单了一点，但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 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 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 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 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 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 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 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还有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象，就是去年我读到台湾一位另类女 作家洪凌的小说，她的小说世界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反叛社会道德的生命现象，而她自觉地给 它们冠上了一面旗帜：施蒂奈尔和蒲鲁东的\"安那其\"。我不知道洪凌是否纯粹出于游戏举出了 这一旗帜，但我的内心由此而感到震撼。我想洪凌的感受也许是很寂寞而且孤独，因为在这个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多似牛毛，但只有很过时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才是一个永远与 财富、权力和国家机器无关，永远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损害的人们守候在一起，永远与个性主义 的孤魂野鬼纠缠在一起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 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行动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 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的发挥着作用。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 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 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 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 

二、岗位 

　　我在上一节本来是要讨论巴金先生的信仰，因为这涉及到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贯性 以及关于\"说真话\"的问题，结果似乎仍然没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结论。但这并不离题，因为看一 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行动。无政府主义在长期被镇压的过 程中逐渐蜕变为一种日常的伦理行为，即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毕修勺先生自觉把无政 府主义精神解释为\"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格力量，并贯穿到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去。吴 朗西先生把只讲奉献、助人为乐都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 作中去。这样的转变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早在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在中 国消失，无政府主义者发生分化，比较上层的人士都参与了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如吴稚晖、李 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而处于社会下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都分散到边缘地区，积极从事 理想主义的教育、出版等工作，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 

　　关于这些想法，我过去在巴金传记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经说过，不必再重复。本节要讨 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如何被体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 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 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权 利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 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 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 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决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 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 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 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仑美奂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 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 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现\"安那其\"的理想。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 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到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吴朗 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回国当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他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 版工作的热情，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憩园》《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 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而是中国社会 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 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 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这就是他与郭沫若见异思迁的品行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先拒绝李立 三，后又拒绝周扬的根本立场。鲁迅晚年摆脱了周扬等左联领导集团的控制后，自觉团结了一 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事业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两个知 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 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 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 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 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 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并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更不幸的是，这 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来也被残酷地中断了，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 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坛上。 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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