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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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明报》月刊的约稿，而是早就想把近一二年来我一直思考着的 想法表达出来；也不仅是为巴金先生最近受到的某些攻击作辩护，像巴金这样的文化泰岳，任 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之声而已。但是，我从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中，明显感受 到当代知识者的忽略或隔阂之处，而这些现象，又集中体现在对巴金的文化意义的认识上。 

　　巴金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他的生命现象也不过分。听在巴金身 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说，1999年春节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切割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 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又听徐 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 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在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下，他显然不可能再根 据自己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 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 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 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我不想讨论前些日子网上出现的那些攻击性的文字，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 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 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种权力阶层；90年代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 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 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 性文字《雨果的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 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十九年，创作了大量优秀 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以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 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 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为反对法国 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工人运动战斗一生，最后在年老无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自愿地 结束生命。我从小对这个人物充满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雨果的传说》，不是说雨 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 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的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 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意味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在中 国大约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样品行高贵、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 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生的隔阂， 谈谈我个人对巴金先生的理解。 

一，信仰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应该是七十六岁，身体看上去还 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 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 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 对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 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是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 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著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 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 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 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的 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 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 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 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 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 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 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 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 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 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连他说那段话时做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 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 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 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 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坦率地说：\"我 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并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 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 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你只要 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 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 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 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 我是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 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也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 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郭在1958年编文集时把他 的辩论文章《卖yin妇的饶舌》收入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 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但巴金却从未再提过这件公安案。当我这样建议后，巴 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 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 点挪揄地说：\"还是他（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这使我感到，巴金 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 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 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 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 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 一个能够用现在被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 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 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 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 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为像毕修勺等人50年代都遭受过极 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 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 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 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 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我接触过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 友，其中比较激进的朋友对此都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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