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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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不愿放下手中的笔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疗养一个时期，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因疾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去过杭州。
在杭州虽说疗养，实际也和在上海家中一样，每天赶着把八十年代后期就抓紧做的《巴金全集》编读工作，一卷又一卷地审校，还每读完一卷，就写成一篇“代跋”；并由此通过与责任编辑王仰晨(树基)通信形式，叙述当年写这些作品时的心情，抒发对每一卷内容有关的人事怀念，既可以看出作者今天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更有助于读者对这些文章背景的了解。
但也正是由于在完成《随想录》一百五十多篇写作后，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坚强的笔杆，他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同时由于身体严重缺钙，引起胸脊椎骨折和体位性血压波动。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还可以站在特制的圈车里走动，而现在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当然，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
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这些短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话》、《没有神》和《讲真话》三篇。《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第26卷，即最后一卷的一篇“代跋”，它先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在它发表后，巴金又写了《讲真话》一文，说他写《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全集》出了二十六卷，但是要我自己看，至多只有一半可以流传。……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
《没有神》文字更简短，就这么几句话，但反映出巴金内心对过去的痛苦，与对未来的真诚与坚决：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近一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
在《巴金全集》出版后，人们以为巴金过了九十岁生日，对自己的写作生活总该告一段落吧，出人意料他与他的责编王仰晨又掮起了另一个重大任务：编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把自己几百万字的译文重新整理出版，原是巴金的一个心愿，经王仰晨提出，他当然答应，但却拖延了一些日子。恰好那天老友黄源来访，两人谈起当年在鲁迅、茅盾身边，共同投身于《文学》和《译文》这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的情景，禁不住引出许多话题来。当黄源知道巴金怕过去译法有误而在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时无法一一改正时，便说：“你的翻译作品，也是你一生工作的重要部分，让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你整理出版，是件好事，你来不及一一校读，每一卷写一篇代跋，交代一下当年工作背景，就足有史料意义了。你目前无法重读，也就让它保持原来面目吧。”
巴金这才又鼓起干劲。三年以后，1997年10月，巴金把刚出版不久的《巴金译文全集》精装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赠给前来送行的黄源。黄源这时也有九十多岁了，兴奋得两眼露出晶莹的泪珠，翻开第一卷第一页，见到了巴金请他侄女代为题签的几个字：“河清兄，第一次样书。”下边是巴金在上午就亲自把着自己颤抖的手写的“巴金”二字。黄源说：“上次《巴金全集》是你的一半，现在《译文全集》也出版了，那是你的另一半。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巴金了！”
说实在的，那时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难自己握笔，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巴金译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记录，然后由巴金修改定稿的。有时小林来不及记录，则由侄女国代理。但这些代跋，仍完全是出自巴金内心的。十卷译文集，就有十篇“代跋”。它们和《巴金全集》中二十多篇“代跋”一样，反映了当年巴金译成这些作品过程中的心境和情景。比如第一卷代跋，叙述怎样把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翻译成中文时，巴金就禁不住想起六十多年前老友吴克刚对他的帮助；同时也很自然地引起他对另一个朋友汝龙的怀念。在写第二卷代跋时，巴金难忘的是当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丽尼、陆蠡两位友人怎样分工，完成《屠格涅夫选集》的翻译工作。在第三卷代跋中，想到的是《处女地》在印成后带回到上海时情景，当时抗战刚胜利，而友人陆蠡却已遭日寇杀害。到六十年代初期，曾下决心改译《处女地》，却因忙乱没有完成，直到“文革”期间受尽迫害，最后下了“敌我矛盾作人民矛盾处理，不戴帽子，作翻译工作”的结论，而家里书房仍给封闭着，只好坐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重译这部“四旧”。到了1978年，《处女地》才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这时老友丽尼也已去世多年了。
除了八十年代完成的《随想录》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和九十年代以巨大精力编定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外，他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书，还有《巴金书信集》、《巴金七十年文选》、《家书》、《没有神》、《再思录》、《巴金美文精萃》、《十年一梦》、《巴金谈人生》等。这些书从各种不同视角，展示了巴金各个时期的感情和思想。在1995年为《再思录》写的序中，他曾说：“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应该说，巴金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夕，尽管病残体衰，捏笔困难，不论坐在轮椅上，还是躺在床上，始终不曾想到过要把笔放下。
迎来了新世纪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发生洪、涝或地震的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连1998年四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同时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观看即将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死灵魂》、法文版卢梭《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据《与文化名人同行》作者、在上图工作多年的肖斌如说，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着坐汽车来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停车后，从车内出来，坐上轮椅。馆长马远良上前向老人家献花，表示欢迎。巴金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小林、小棠把轮椅推到目录大厅，吴建中副馆长就在一台电脑上操作。巴金看到自己所有著作都在银屏上显示出来，禁不住笑了。轮椅从一楼推向三楼，让巴金看到了图书馆每个房间里读者找书、查书、读书的场面；最后来到“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巴金看到许多他所熟悉的作家手稿，和他自己过去写下来的一些字迹，由此引起了对往事的怀念……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株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因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险情过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许他前去看望。
巴金见到济生，仍禁不住露出一层笑意，但无法更明确表达他的内心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他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四哥最重友情，他的朋友最多，虽在重病中，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柯灵虽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不愿放下手中的笔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疗养一个时期，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因疾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去过杭州。
在杭州虽说疗养，实际也和在上海家中一样，每天赶着把八十年代后期就抓紧做的《巴金全集》编读工作，一卷又一卷地审校，还每读完一卷，就写成一篇“代跋”；并由此通过与责任编辑王仰晨(树基)通信形式，叙述当年写这些作品时的心情，抒发对每一卷内容有关的人事怀念，既可以看出作者今天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更有助于读者对这些文章背景的了解。
但也正是由于在完成《随想录》一百五十多篇写作后，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坚强的笔杆，他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同时由于身体严重缺钙，引起胸脊椎骨折和体位性血压波动。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还可以站在特制的圈车里走动，而现在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当然，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
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这些短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话》、《没有神》和《讲真话》三篇。《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第26卷，即最后一卷的一篇“代跋”，它先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在它发表后，巴金又写了《讲真话》一文，说他写《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全集》出了二十六卷，但是要我自己看，至多只有一半可以流传。……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
《没有神》文字更简短，就这么几句话，但反映出巴金内心对过去的痛苦，与对未来的真诚与坚决：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近一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
在《巴金全集》出版后，人们以为巴金过了九十岁生日，对自己的写作生活总该告一段落吧，出人意料他与他的责编王仰晨又掮起了另一个重大任务：编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把自己几百万字的译文重新整理出版，原是巴金的一个心愿，经王仰晨提出，他当然答应，但却拖延了一些日子。恰好那天老友黄源来访，两人谈起当年在鲁迅、茅盾身边，共同投身于《文学》和《译文》这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的情景，禁不住引出许多话题来。当黄源知道巴金怕过去译法有误而在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时无法一一改正时，便说：“你的翻译作品，也是你一生工作的重要部分，让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你整理出版，是件好事，你来不及一一校读，每一卷写一篇代跋，交代一下当年工作背景，就足有史料意义了。你目前无法重读，也就让它保持原来面目吧。”
巴金这才又鼓起干劲。三年以后，1997年10月，巴金把刚出版不久的《巴金译文全集》精装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赠给前来送行的黄源。黄源这时也有九十多岁了，兴奋得两眼露出晶莹的泪珠，翻开第一卷第一页，见到了巴金请他侄女代为题签的几个字：“河清兄，第一次样书。”下边是巴金在上午就亲自把着自己颤抖的手写的“巴金”二字。黄源说：“上次《巴金全集》是你的一半，现在《译文全集》也出版了，那是你的另一半。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巴金了！”
说实在的，那时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难自己握笔，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巴金译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记录，然后由巴金修改定稿的。有时小林来不及记录，则由侄女国代理。但这些代跋，仍完全是出自巴金内心的。十卷译文集，就有十篇“代跋”。它们和《巴金全集》中二十多篇“代跋”一样，反映了当年巴金译成这些作品过程中的心境和情景。比如第一卷代跋，叙述怎样把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翻译成中文时，巴金就禁不住想起六十多年前老友吴克刚对他的帮助；同时也很自然地引起他对另一个朋友汝龙的怀念。在写第二卷代跋时，巴金难忘的是当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丽尼、陆蠡两位友人怎样分工，完成《屠格涅夫选集》的翻译工作。在第三卷代跋中，想到的是《处女地》在印成后带回到上海时情景，当时抗战刚胜利，而友人陆蠡却已遭日寇杀害。到六十年代初期，曾下决心改译《处女地》，却因忙乱没有完成，直到“文革”期间受尽迫害，最后下了“敌我矛盾作人民矛盾处理，不戴帽子，作翻译工作”的结论，而家里书房仍给封闭着，只好坐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重译这部“四旧”。到了1978年，《处女地》才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这时老友丽尼也已去世多年了。
除了八十年代完成的《随想录》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和九十年代以巨大精力编定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外，他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书，还有《巴金书信集》、《巴金七十年文选》、《家书》、《没有神》、《再思录》、《巴金美文精萃》、《十年一梦》、《巴金谈人生》等。这些书从各种不同视角，展示了巴金各个时期的感情和思想。在1995年为《再思录》写的序中，他曾说：“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应该说，巴金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夕，尽管病残体衰，捏笔困难，不论坐在轮椅上，还是躺在床上，始终不曾想到过要把笔放下。
迎来了新世纪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发生洪、涝或地震的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连1998年四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同时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观看即将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死灵魂》、法文版卢梭《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据《与文化名人同行》作者、在上图工作多年的肖斌如说，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着坐汽车来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停车后，从车内出来，坐上轮椅。馆长马远良上前向老人家献花，表示欢迎。巴金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小林、小棠把轮椅推到目录大厅，吴建中副馆长就在一台电脑上操作。巴金看到自己所有著作都在银屏上显示出来，禁不住笑了。轮椅从一楼推向三楼，让巴金看到了图书馆每个房间里读者找书、查书、读书的场面；最后来到“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巴金看到许多他所熟悉的作家手稿，和他自己过去写下来的一些字迹，由此引起了对往事的怀念……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株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因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险情过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许他前去看望。
巴金见到济生，仍禁不住露出一层笑意，但无法更明确表达他的内心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他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四哥最重友情，他的朋友最多，虽在重病中，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柯灵虽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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