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戚怨嗟与安土忘怀—韩愈苏轼岭表处穷及其人格意识比较谈

元和十年六月，藩镇为抗中央平判淮蔡，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刺客杀死主战宰臣武元衡，伤主战御史中丞裴度，举国震恐。朝廷诸贤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唯公（韩愈）以为盗杀宰相而遂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力主用兵。元和十二年秋，“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李翱《韩公行状》），公为行军司马，参与军事。献计献策，佐裴丞平定淮西。又，穆宗长庆二年（822），镇州兵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诏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节度深冀军讨之。十月，牛为王所围，朝议纷纷。时宰因恶愈直，阴图以愈赴镇州宣谕，息事则可罢兵，兵变则可借刀除之。

或谓：既无畏死，何有穷戚之诉，悦君之辞。余以为，披诉艰辛，夸述圣德，此乃人之常情，亦人之真情焉，亦有款曲也。愈上疏谏佛，深知闯下大祸，几于不免杀身。排佛本身虽未错，愈亦不认错，但谏表确有言辞不敬且太直处，故其“哀矜悔艾”，在于“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言涉不敬”。所谓戆愚，即愚忠刚直；所谓不敬，言辞太剀直，如表中所云“宋齐梁陈元魏己下，事佛渐瑾，年代尤促”，本以史诫之，而宪宗误为以死咒之。以为言辞乖刺，狂妄乃尔，固不可赦。虽远窜韩愈八千，但余怒未消，韩愈稍不慎，仍有杀身之祸。宪宗本为专断之主，追杀逐臣乃其故伎。《新唐书》卷168《王叔文传》载：“太子已监国，贬渝州司户参军，明年，诛死。”足可鉴也。当此专横之主又重之以盛怒之下，如悻悻然、口出怨艾，必死无疑。即使飘飘然，潇洒如苏轼，亦自贾祸矣。君不见，苏轼潇洒居惠，与世无争，不亦有章享之谗，海南之贬乎！故不争不怨，求哀君父，或为求生之上策也。故韩愈穷居贬所，备述艰辛，铺陈圣德，情哀词迫，宜谅其苦心也。韩愈求生也，非贪生也，不可不辨。

贪生者，畏死求全，苟延残喘，瞻首顾尾也；求生者，委屈求全，暂免祸患，以图再起也。古者家国同构，君臣一如父子，臣之于君，子之于父，诚惶诚恐，“忧惶惭悸，以求翼护，不为失节也。故清人储欣评韩愈处穷云：“人臣依恋阙廷，自是爱君，非徒为禄位计也。且以远窜之苦入告天子，此也呼天呼父母之意，岂云摇尾名怜乎？”（《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卷八）〈14〉又云“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为是，不复思愆恋阙，非纯臣也。看韩、苏贬谪后，是何等忠悃？”（同上）〈15〉韩愈戚戚寓潮与苏轼潇洒居惠，处穷虽异，忠悃则一，储欣确具慧眼。清曾国藩亦以为“求哀君父，不乞援奥，有节概，人固应如此。”（《求斋读书录》卷八）〈16〉陈沆更认为韩子“批鳞冒死者，忠鲠之孝心；恋主怀阙者，巨子之至谊”。〈17〉故此，韩愈冒死犯颜谏佛而至戚戚处穷，非销铄豪勇、一念之差也，委身锋镝之间，不得不藏锋敛锷，思愆恋阙以求全身，以图异日为王前驱也。愈以忍垢图鹏举，轼以无厚游有间，途虽异，归则同：全身者也。古人以为全身保身乃忠孝之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捐毁。故韩愈居潮，仅管“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答柳柳州食虾蟆》），但面对潮之“南烹”诸如鲨、蚝、蛤、蒲鱼、章举、马甲柱之类，不得不“甘食比豢豹”，他释之为“猪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同上）南烹百怖丛生，食之保生全身，全身乃孝之需也。此亦足以旁证韩愈处穷何以常戚戚焉。安全需要乃自我实现需要之基也。韩愈以穷愁之词极形容之苦；以“狂妄戆愚”矜悔失言；自承文章，自荐之郊庙；铺张文辞，夸饰圣德；穷思毕精，以赎“不敬”；款款忠悃，申恋阙之意……用心如此，冀生还者也。“得其位方能行其道”，此愈一贯之理念也。唯其生还复位，方能复其辅圣之道也。愈曲折用心，终有获焉：宪宗读其谢表，思其犯颜亦“大是爱我”，有意用之，虽因皇甫铺谗之而量移袁州，但终免鼎镬矣。

如前所述，昌黎疏佛骨，抚镇州，死生且不计，于富贵何有！于死又何畏！求哀君父，欲有所为也，此其用情之专者。昌黎年处弱冠，立志入世。如其所云：“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韩昌黎全集》外集“遗诗”《赠族侄》）“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刘。”（同上，卷2《县斋有怀》）“少年气真狂，有志与春竞。”（同上，卷4《东都遇春》）“自笑平生夸胆气，不离文字鬓毛新。”

挚于情者，必为情所羁，夫愈之谓也。当初面折廷争，冒死诋佛，入于情不返也。终批樱龙颜，远窜南荒。然终无悔为圣明除敝事也。居庙堂之高不邀君宠，处南荒之远而不改济世初衷，用情之执也；身处瘴疠，九死一生，而不忘恋阙，用情之专也；及其返朝，身使卢龙，独闯虎穴，面折叛藩，戆愚如故，用情之憨也。入而不出，往而不返，进也惟君，厄也惟民，处顺不骄，蹈险不顾，愈之执之戆，之憨之愚，无人能及也。此正愈之人格所在也。愈之不能为轼，轼之不能为愈，判然矣。

（三）

愈与武轼虽同处穷，出入则异。昌黎入以忘出，往不知返，终为情絷。拳拳于恋阙而不知自适而不知权变，顺亦忧，退亦忧，顺也忧进，厄也患身，“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答柳柳州食虾蟆》）。东坡则不然，入而能出，往而知返，不为情羁，不为物累，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故处顺处厄，无以为念：“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集三》），盛衰须臾，肝胆楚越，哀乐不入，宠辱皆忘，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所谓有德者也。轼之非愈，以其知命乐天也。唯其乐天，故能齐祸福，等生死，同穷达也，故能处顺不喜，处变不惊。谪处黄州，“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二首》），远窜惠州，“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与程正辅七十一首》）耳；远流海南，竞发奇想；“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远贬檐地，居然叶落归根，遇赦北归，却成“忽然”远游“他乡”。更可称者，借廉州龙眼自况自解：“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远处海隅犹龙眼之生南国而免贵妃之污，远离是非之地，不幸中之大幸矣！“渐悟”之彻，“内省”之功，非常人可达者。处厄穷不为戚戚之辞，处逆境不作穷酸之态，诚为吾国思想史上稀有之“快乐天才”（林语堂《苏东坡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