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集笺校》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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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集笺校》前言,
盛唐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天宝以后逐渐出现程式化的倾向，“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至白居易、元稹时代，才又突破樊篱，形成大变。白居易在继承上，虽然吸收了如陶潜、韦应物的所谓“闲适”的一面，另外又继承了如陈子昂、杜甫等旨要“讽谕”的一面，但他并不是纯粹蹈袭前人的老路，确实做到了能变能新，开创了所谓“元和体”，使当时的诗坛继承盛唐而再盛，出现了又一个新的局面。
如前所述，白居易的诗歌成就，是和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分不开的。他的诗歌创作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主张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历代的诗人和作品，并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强调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现实而作，用来“补察时政”、“泄导人精”（《与元九书》），使它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他对于六朝梁、陈以来“嘲风雪，弄花草”，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给予严厉的批判，把《诗经》、汉魏乐府民歌、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提到正宗的地位，其中特别推崇杜甫，对于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诗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则大为赞扬。“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他早年从民间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发扬儒家“兼济”的精神，要求实行“仁政”，不畏强暴，写成了《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谕诗”的名篇，如讽刺横征急敛、贪污强暴的《重赋》、《杜陵叟》、《黑潭龙》、《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他极端沉痛地倾吐了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重赋》）又运用同样的手法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将它比喻成吃人的野兽：“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宿紫阁山北村》诗写神策军人的强暴，《卖炭翁》写“宫市”白望的扰民，都非常形象化，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又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歌舞》）、“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把豪门贵族荒yin无耻的生活，和江南大旱人食人、阌乡农民欠赋被囚冻死的惨状，作了鲜明的对比，艺术感染力量非常强烈。此外还有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的《新丰折臂翁》，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受迫害的《上阳白发人》、《陵园妄》、《母别子》、《议婚》、《井底引银瓶》等，劝戒奢侈浪费的《红线毯》、《牡丹芳》、《买花》等都是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名篇，不胜列举。总之，他运用了变化万端的比喻手法，塑造了各种生动真实的受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都是他的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点是“用语流便”〔5〕，平易近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民间语言入诗，音韵优美，便于歌诵，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但他对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绝非死板的摹仿，而是经过很大程度的加工和提炼，“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他的作品，明朗、自然、圆熟、新鲜，必须千锤百炼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宋周必大曾经说：“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竄定甚多。”（《省斋文稿》卷十六《跋宋景文唐史稿》）可见他下笔的极端谨慎了。至于苏轼所提出的“元轻白俗”说法，造成后世对白居易写作“容易”、“轻率”的误解，侧是非常片面的。此外，僧惠洪《冷端夜话》中所传白居易诗成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则更是出于有意有讥诮，令人不能置信。由于白居易的诗歌具有这种质朴明直的风格，因此直到晚年，他还认为刘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一些寓愤激于婉约的诗句为自己所不及，其实白居易那种具有强烈正义感、不畏强暴的性格是很难“婉约”的，所谓缺点也正是他的优点。
除了“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以外，白居易还写了大量的感伤诗和杂律诗。杂律诗中如写湖山之美在景中寓情的《钱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见长的《问刘十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绝句，好作眼前景语，风韵天成，后来发展到首创《忆江南》小令，又与刘禹锡唱和《杨柳枝》、《浪淘沙》，吸取当时的民歌，谱为新声，在词（长短句）的发生和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感伤诗中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其中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抒情气氛浓厚，句律和谐流动，后者的成就尤其超过前者，这和元稹的《连昌宫词》、《梦游春七十韵》都是“元和体”的上乘之作，“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不但当时为人所传诵，对后世的影响也极深远。如清初吴伟业《永和宫词》、《圆圆曲》，以及近代王闓运《圆明园词》等，都是它的仿制者。此外，后世的许多著名戏剧如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残本），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墙头马上》，屠隆的《彩毫记》、洪昇的《长生殿》，马致远的《青衫泪》和蒋士诠的《四弦秋》等，都是由白居易的作品演变而成的。所以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非但影响了他同时代的诗人元稹、刘禹锡、李绅、张籍、王建、杨巨源等人，而且对宋代及宋代以后的著名诗人如王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袁宏道、吴伟业、袁枚、赵翼、王闓运、黄遵宪等，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被后人称为“广大教化主”（张为《诗人主客图序》），绝非过誉之辞。
白居易晚年退隐洛阳，写了不少闲适诗，其中一部分是消极颓废、自我陶醉的作品，主要是怕卷入党争的漩涡，企图全身远害，儒家“独善其身”和佛家“无求生、归空门”、道家“知足不辱”等思想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对于那些不健康的作品，今天当然是要认真加以批判对待的。可是白居易这时内心里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他的一些闲适诗并未完全忘情现实。有一次他在沐浴之后，感到心恬形适，却忽然又想到了人间的苦难，吟出了“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怒。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灯绝粮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新沐浴》）诗中似乎感到实现他的“兼济”之志已经绝望了，感到人民象自己一样的“稳暖”是不可能的，所以产生了疑问，但根本原因还是找不出来。他不知道，在封建社会里，他的理想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当“甘露之变”未发生前，他的好友舒元舆还在洛阳，他们经常同游龙门香山寺，白居易酬和舒元舆的诗《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六字》、《舒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等诗都是这时写成的，可见他们的交情不浅。“甘露之变”发生后，李训、郑注、舒元舆、贾□、王涯、王播、郭行余等全被宦官捕杀，宦官从此更加嚣张了，白居易这时非常悲愤地写出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琴书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感事》） 诗决不能看作是诗人幸灾乐祸的作品，诗中将他的好友舒元舆、贾□等比作了“麒麟”和“龙”，用的是褒意之词而语气也悲痛达于极点的。这和前面所提到的酬和舒元舆游龙门香山诗的一些诗联系起来，就可能理解，“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两句诗实有所指，不言而喻。后来白居易的文集里，除了赠给舒元舆的诗以外，还保留着不少送给贾□、郭行余等人的诗，可见他丝毫不忌讳，疾恶宦官的初心，始终不渝。从这些例子看来，对于白居易讽谕诗以外的作品，也不能简单化的全盘否定，必须具体和细致地加以分析，才能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
白居易的散文，在当时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小品文如《庐山草堂记》、《冷泉亭记》、《游大林寺序》等，清新隽永，在唐散文中别具特色，对唐以后及晚明的小品文起过重大的影响。他的著名的文学理论文《与元九书》，文字流畅生动，感情真挚，说理逻辑性极强，具有独创风格。他写的制诰和奏议也非常有名，尤其是和元稹一起，敢于毅然革去当时通行的骈体制诰，而采用比较朴素的古文，不能不认为他们和韩愈、柳宗元一样同是大胆的古文革新运动者。“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就是他们革新诗歌和散文最真实的记载，前一句“辞高古”是辞高于古代的意思，也是研究唐代散文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旧唐书·白居易传》说：“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可见对白居易在当时文坛地位的推崇了。
《白居易集笺校》前言
盛唐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天宝以后逐渐出现程式化的倾向，“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至白居易、元稹时代，才又突破樊篱，形成大变。白居易在继承上，虽然吸收了如陶潜、韦应物的所谓“闲适”的一面，另外又继承了如陈子昂、杜甫等旨要“讽谕”的一面，但他并不是纯粹蹈袭前人的老路，确实做到了能变能新，开创了所谓“元和体”，使当时的诗坛继承盛唐而再盛，出现了又一个新的局面。
如前所述，白居易的诗歌成就，是和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分不开的。他的诗歌创作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主张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历代的诗人和作品，并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强调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现实而作，用来“补察时政”、“泄导人精”（《与元九书》），使它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他对于六朝梁、陈以来“嘲风雪，弄花草”，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给予严厉的批判，把《诗经》、汉魏乐府民歌、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提到正宗的地位，其中特别推崇杜甫，对于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诗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则大为赞扬。“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他早年从民间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发扬儒家“兼济”的精神，要求实行“仁政”，不畏强暴，写成了《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谕诗”的名篇，如讽刺横征急敛、贪污强暴的《重赋》、《杜陵叟》、《黑潭龙》、《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他极端沉痛地倾吐了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重赋》）又运用同样的手法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将它比喻成吃人的野兽：“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宿紫阁山北村》诗写神策军人的强暴，《卖炭翁》写“宫市”白望的扰民，都非常形象化，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又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歌舞》）、“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把豪门贵族荒yin无耻的生活，和江南大旱人食人、阌乡农民欠赋被囚冻死的惨状，作了鲜明的对比，艺术感染力量非常强烈。此外还有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的《新丰折臂翁》，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受迫害的《上阳白发人》、《陵园妄》、《母别子》、《议婚》、《井底引银瓶》等，劝戒奢侈浪费的《红线毯》、《牡丹芳》、《买花》等都是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名篇，不胜列举。总之，他运用了变化万端的比喻手法，塑造了各种生动真实的受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都是他的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点是“用语流便”〔5〕，平易近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民间语言入诗，音韵优美，便于歌诵，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但他对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绝非死板的摹仿，而是经过很大程度的加工和提炼，“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他的作品，明朗、自然、圆熟、新鲜，必须千锤百炼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宋周必大曾经说：“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竄定甚多。”（《省斋文稿》卷十六《跋宋景文唐史稿》）可见他下笔的极端谨慎了。至于苏轼所提出的“元轻白俗”说法，造成后世对白居易写作“容易”、“轻率”的误解，侧是非常片面的。此外，僧惠洪《冷端夜话》中所传白居易诗成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则更是出于有意有讥诮，令人不能置信。由于白居易的诗歌具有这种质朴明直的风格，因此直到晚年，他还认为刘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一些寓愤激于婉约的诗句为自己所不及，其实白居易那种具有强烈正义感、不畏强暴的性格是很难“婉约”的，所谓缺点也正是他的优点。
除了“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以外，白居易还写了大量的感伤诗和杂律诗。杂律诗中如写湖山之美在景中寓情的《钱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见长的《问刘十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绝句，好作眼前景语，风韵天成，后来发展到首创《忆江南》小令，又与刘禹锡唱和《杨柳枝》、《浪淘沙》，吸取当时的民歌，谱为新声，在词（长短句）的发生和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感伤诗中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其中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抒情气氛浓厚，句律和谐流动，后者的成就尤其超过前者，这和元稹的《连昌宫词》、《梦游春七十韵》都是“元和体”的上乘之作，“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不但当时为人所传诵，对后世的影响也极深远。如清初吴伟业《永和宫词》、《圆圆曲》，以及近代王闓运《圆明园词》等，都是它的仿制者。此外，后世的许多著名戏剧如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残本），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墙头马上》，屠隆的《彩毫记》、洪昇的《长生殿》，马致远的《青衫泪》和蒋士诠的《四弦秋》等，都是由白居易的作品演变而成的。所以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非但影响了他同时代的诗人元稹、刘禹锡、李绅、张籍、王建、杨巨源等人，而且对宋代及宋代以后的著名诗人如王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袁宏道、吴伟业、袁枚、赵翼、王闓运、黄遵宪等，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被后人称为“广大教化主”（张为《诗人主客图序》），绝非过誉之辞。
白居易晚年退隐洛阳，写了不少闲适诗，其中一部分是消极颓废、自我陶醉的作品，主要是怕卷入党争的漩涡，企图全身远害，儒家“独善其身”和佛家“无求生、归空门”、道家“知足不辱”等思想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对于那些不健康的作品，今天当然是要认真加以批判对待的。可是白居易这时内心里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他的一些闲适诗并未完全忘情现实。有一次他在沐浴之后，感到心恬形适，却忽然又想到了人间的苦难，吟出了“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怒。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灯绝粮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新沐浴》）诗中似乎感到实现他的“兼济”之志已经绝望了，感到人民象自己一样的“稳暖”是不可能的，所以产生了疑问，但根本原因还是找不出来。他不知道，在封建社会里，他的理想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当“甘露之变”未发生前，他的好友舒元舆还在洛阳，他们经常同游龙门香山寺，白居易酬和舒元舆的诗《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六字》、《舒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等诗都是这时写成的，可见他们的交情不浅。“甘露之变”发生后，李训、郑注、舒元舆、贾□、王涯、王播、郭行余等全被宦官捕杀，宦官从此更加嚣张了，白居易这时非常悲愤地写出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琴书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感事》） 诗决不能看作是诗人幸灾乐祸的作品，诗中将他的好友舒元舆、贾□等比作了“麒麟”和“龙”，用的是褒意之词而语气也悲痛达于极点的。这和前面所提到的酬和舒元舆游龙门香山诗的一些诗联系起来，就可能理解，“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两句诗实有所指，不言而喻。后来白居易的文集里，除了赠给舒元舆的诗以外，还保留着不少送给贾□、郭行余等人的诗，可见他丝毫不忌讳，疾恶宦官的初心，始终不渝。从这些例子看来，对于白居易讽谕诗以外的作品，也不能简单化的全盘否定，必须具体和细致地加以分析，才能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
白居易的散文，在当时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小品文如《庐山草堂记》、《冷泉亭记》、《游大林寺序》等，清新隽永，在唐散文中别具特色，对唐以后及晚明的小品文起过重大的影响。他的著名的文学理论文《与元九书》，文字流畅生动，感情真挚，说理逻辑性极强，具有独创风格。他写的制诰和奏议也非常有名，尤其是和元稹一起，敢于毅然革去当时通行的骈体制诰，而采用比较朴素的古文，不能不认为他们和韩愈、柳宗元一样同是大胆的古文革新运动者。“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就是他们革新诗歌和散文最真实的记载，前一句“辞高古”是辞高于古代的意思，也是研究唐代散文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旧唐书·白居易传》说：“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可见对白居易在当时文坛地位的推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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