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紧的是做人”——巴金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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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五十多年来，他给了我很多教育。一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四爸，临别前一天下午他和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就是他在做人方面对我的言传身教。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成都。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我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他用毛笔给我写下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唤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那段日子，我们有过许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开始在四川出书。从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他的夫人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四爸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1981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四爸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四爸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四爸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1994年1月1日，四爸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反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海外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四爸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
    四爸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这座院子是四爸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四爸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四爸19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四爸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被煎熬。27岁的时候，四爸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还写了《春》和《秋》。四爸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国的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四爸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作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四爸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当月21日，我又收到四爸的信，信末称：“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四爸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选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四爸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四爸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四爸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四爸勉强同意了。
    但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四爸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一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交涉。”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多年后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四爸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特别是四爸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四爸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四爸，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1991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金的读者，十分崇敬巴金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金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金。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四爸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衷的方案：我去信征求四爸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
    不久四爸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
愿意举行一种接受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我1992年春天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8个多月。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天到上海看望四爸。四爸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四爸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87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四爸，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四爸留步，四爸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金就是这样对人对已的。 

“最要紧的是做人”——巴金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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