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

岳飞：“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

    一直以来，关于岳飞，总有是否“民族英雄”的争执，就此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现实，认识问题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无论持什么观点，岳飞“精忠报国”毋庸置疑。关于“精忠报国”其实也有不同说法。

    “精忠报国”一词源于岳飞故事，其核心词汇“精忠”已成为代表岳飞形象、概括岳飞精神的专属名词。如果只能用一个主题词来概括岳飞，那么当属“精忠”无疑。可是，追溯历史根源可以发现，“精忠报国”实为“尽忠报国”。

    岳飞刺字为“尽忠报国”最早见于《宋史·何铸传》与《宋史·岳飞传》。嘉靖间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首次出现岳飞刺背的具体情节：乡间好汉邀岳飞一同人山为寇，岳飞“乃令人于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 “岳飞破虏释王权”一则中，岳飞以背现“尽忠报国”劝阻众人降金；“周三畏鞫勘岳飞”一则中，岳飞再现背上刺字以明心志；“何铸复使如金国”一则中记载岳夫人找到岳飞尸首时的情况：“夫人教去了所掩螺蛳壳，看见岳太尉形容如生不变，夫人抱而痛哭，因解去其项下绳索，脱去血衣，背上‘尽忠报国’四大字昭然不没，只是皮肤杖痕遍身，腥血鲜红。”

    从早期史书偶一提及、简略记载，到以“尽忠报国”作为岳飞小说题目，视其为武穆精神核心，岳飞刺字情节经历了由简到繁、由微至著的过程。“尽忠报国”在作品中时时出现，起到了勾连故事、塑造人物、深化主题的作用。

　　“精忠”一词源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因剿寇有功，高宗“赐宸翰于旗上，日‘精忠岳飞’，令先师行之次建之” 。该书另载绍兴四年岳飞部队与金人交战，御赐忠旗神威大作，“皋展‘岳’字帜与‘精忠’旗示之，虏众不战而溃” 。

    冯梦龙《精忠旗》剧中有“御赐忠旗”一折。李若朴责问秦桧，张宪辩诬，施全为岳飞鸣不平，皆以御赐“精忠”旗证明岳飞地位的合理合法。这些表面上是对高宗慧眼识人的歌颂，实则暗喻高宗、岳飞间微妙的君臣关系。在历史现实中，高宗偏安江南，暗许秦桧杀害岳飞，一是害怕岳飞迎回二圣，自己帝位不保，二是害怕岳飞军事势力扩大，重演黄袍加身。

    说岳全传》则言，高宗为召岳飞出山，令皇后亲绣“精忠报国”龙凤旌旗一对。岳飞为之感动，奉诏为国跨鞍征战。其赐旗实质，恰被牛皋一语道破：“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着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里快活。”御赐“精忠”旗不过是高宗施以恩宠、笼络人心的手段。

　　“尽忠”与“精忠”虽皆是岳飞精神象征，但在明代，二者还泾渭分明，各有其专属意义。“尽忠”源于岳飞刺字，体现了岳飞志向意愿的确定、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是岳飞自身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精忠”源于皇帝嘉奖，体现了社会评价对岳飞精神、功业的认可，是外部世界对岳飞价值的肯定。“尽忠”与“精忠”，一内一外，并行不悖。在清初，这种自我评判与外界评判终于合流，这就是融二者于一体的“精忠报国”的出现。

    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事几乎同时现于《说岳全传》等作品，说明此情节应是清初出现并流行的。“尽忠报国”一变而为“精忠报国”，说明故事演变过程中，源于御赐忠旗情节的“精忠”在故事中渐占上风，加之“尽忠”、“精忠”音节类似，容易混淆， “尽忠报国”遂被“精忠报国”所取代。

    “精忠”取代“尽忠”，除去音节相似原因外，另有隐蔽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精忠”代表以帝王为代表的外界评判，“尽忠”代表岳飞对于自身行为的期许，“精忠”取代“尽忠”，说明以帝王言行为代表的官方评价、社会评价以强大的力量、绝对的权威压倒个人的自我评价，最终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毋庸置疑的报国象征，成为崇高道德的标志，成为代表岳飞形象的符号。刺字流风所及，竟成为民间效仿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尽忠报国”和“精忠”分别源于刺字事和赐旗事，代表岳飞的自我期许和外界评价，在各自独立发展过程中，对岳飞文学流变起到提炼、深化主题，丰富人物、作品之用。最终“精忠”取代“尽忠”，体现了社会评判超越、覆盖自我评判，占据历史评价主流的规律。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精忠报国”成为岳飞一生行事、精神之象征，并内化为国民精神，浸润国人，泽被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