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海苍茫沈百感”——读《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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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写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凡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开始时他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正继续与《现代评论》派文人进行论战，接着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更因其谴责段棋瑞政府的暴行而受到通缉，生活极不安定；后5篇写于厦门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时，他“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因为写作心境不同，文章的情调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北京时，因正处于鏖战之中，故即使写作回忆散文，亦多杂文笔调，有些篇幅且有论战语气；而到厦门之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在这寂静中，往事浮上心头，他接连写了5篇回忆散文，其间杂文笔调少了，讽刺更多地隐含在平静的叙述之中。这10篇散文，曾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在《莽原》杂志上。到了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之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在白色恐怖中，住在白云楼寓所，整理旧稿。他在编定散文诗集《野草》之后，又将这10篇回忆散文汇拢，加写了《小引》和《后记》，编成一集，改了一个更好听的名称：《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与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的写法不同，它不是个人生活的编年史，而只是从生活回忆中选取若干有意义的片段，写成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具有连续性的系列散文。鲁迅的生活阅历相当丰富，即使在本书所反映的青少年时代，可写之事也很多，但他只从中选取了10个题目，这与他一贯主张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谨严的写作态度有关。这10篇散文，每篇都有很深的思想意义和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回忆散文中，属上乘之作。

    鲁迅写作《朝花夕拾》时，五四运动早已退潮，但是鲁迅却仍旧锲而不舍地坚持五四精神，提倡人的解放。儿童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及精感录》25、49、63等文章，对儿童解放问题加以深入地探讨，《朝花夕拾》既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回忆儿时生活的，这个问题必然成为重要内容。书中所写儿童读物的匮乏、儿童教育的悖情，都与此有关。《二十四孝图》一文开头，作者以极其急切的口气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原因也就在于，自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鲁迅把这些人比做蒸吃小儿的麻叔谋，甚至认为他们的为害远甚于麻叔谋，“因为麻叔谋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而“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鲁迅回忆他小时候与他的小同学们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多么想要看看那种有图有说的书啊，但是，凡是有图的书都被老师禁止。他所得到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他一人所独有，使他高兴极了。但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这是一本孝子教科书，里面所说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多有暌情违理之处。幼年鲁迅觉得，其中有些自然也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桔”也并不难，而“哭竹生笋”就可疑，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而最使他反感的，则是“老莱娱亲”和“郭巨理儿”。前者写一个70岁的老头，为了娘亲，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堂上，诈跌仆地，作婴儿啼。这一个“诈”字，就违背了儿童纯真的心理。而后者却说郭巨家贫，为了养亲，要将儿子埋掉，更是残忍之至。鲁迅批评这本孝子教科书道：“正如将‘肉麻当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他就以儿童的纯真心理，揭穿了封建孝道的虚伪性和残酷性。而这种儿童心理，却是封建社会的家长和教师们所不能体察的。《五猖会》写父亲在他兴高采烈地将要上船去看赛会之前，却要他上新课，背新书，“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虽然终于背出来了，大家都为他高兴，工人将他高高地抱起，仿佛祝贺他成功一般，快步走在前头，但是，他说：“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而且在文未还写着：“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可见家长与儿童在心理上是隔膜之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写出了塾书生活的乏味和压抑，那时候，老师只让学生终日读书、习字、对课，连发问也不允许。这怎么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怎么能适应儿童活泼的天性呢？他们自然只好趁先生不注意时，溜到后园去玩，或在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画画或做游戏。——鲁迅正是以自己切身的感受，写出了旧时儿童教育的不合理性，以唤起人们的注意。

  《朝花夕拾》虽然是个人生活的回忆，而且选取的都是极平常的细节，没有宏伟的场面，也不正面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透过这些平常的细节，我们仍能看到时代的风貌，感到历史的变迁。且不说《五猖会》、《无常》等篇为我们提供了晚清时期的民俗画面，甚可玩点单是《琐记》一文所记，就使我们看到那时社会思想之保守，进行改革之难，和新学堂之不成气候。绍兴的中西学堂，西学本来就并不多，只有算学、英文和法文几门课程，但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为全城所笑骂。熟读圣贤之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消它。洋务派大臣在南京所办之水师学堂，鲁迅是用“乌烟瘴气”四个字来概括它。他选用了两个细节来表现这种“乌烟瘴气”：一是头二班生和三班生等级森严，前者还要摆出一副螃蟹式的姿势，横行霸道；二是这个水师学堂的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就填平了，不但填平，而且还在上面造了一座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鬼节时，还要请一群和尚到风雨操场来放焰口，以超度亡灵。这哪里还有一点新的气息呢？鲁迅后来转学过去的陆师矿路学堂也  不太高明，这只要看看作品中所写的青龙山煤矿的情况就可知道。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听到青龙山煤矿的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边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哪里也不了然起来。“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而这种凄凉的情景，大致也  就象征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命运。但是，看新书的风气却在学生中流行起来了。《时务报》、《天演论》成为流行读物，这给青年人打开了新的眼界。除了新党总办的影响外，大概也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吧！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接着起来的是维新变法运动；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唤醒了革命党人。待鲁迅到达日本不久，中国的革命运动就蓬勃兴起，而且日本东京就是革命党人聚集之区。这一点，《范爱农》一文中有所反映。不过，鲁迅从来不去正面地描写革命斗争，无论是在小说中或者是在散文中。他大抵是从更高的层面上去揭示革命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文中所写对于辛亥革命的观感即是显例。辛亥革命发生时，鲁迅和范爱农都已回到故乡，范爱农特地进城来邀约鲁迅一同上街去看光复的绍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趟，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就这淡淡的几笔，即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政府组织换汤不换药的情况揭露出来了。这使我们想到《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革命党进城后的情况：“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两段文字，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透过这些笔墨，作者把这场革命的结局给写出来了。

  《朝花夕拾》每篇文章的写法不同，有些以叙事为主，有些则标明是专写某一个人物的，但叙事也离不开人物，无论是何种写法，所写人物都跃然纸上。《朝花夕措》中着笔较多的是长妈妈、藤野先生和范爱农。长妈妈是鲁迅幼年时的保姆，文章就从儿童的眼光来加以观察。长妈妈这个人物的出现，首先是在《狗·猫·鼠》一文的末尾，提到了她一脚踏死了隐鼠之事。接着，才在《阿长和＜山海经＞》里对她展开描写。所写虽多日常生活细事，但很传神。写她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什么事，使人很疑心家庭风波与此有些关系；写她旧规矩很多，如元旦早上的古怪仪式，实在是烦琐之至；写她管小孩子非常严，不许走动，拔  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是顽皮，要告诉母亲去，但其实却并不能照顾小孩子，一到夏天，睡觉时她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余地；更妙的是写她讲述长毛的故事，结未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通过这几个细节，就表现出一个烦琐、粗俗和愚昧的佣妇形象来。但是这并不是长妈妈的全部。作者又通过她为“我”买《山海经》之事，表现出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细心和爱心。幼年鲁迅自从知道有《山海经》这部有画的书以后，一直想要而却总是得不到，没想到长妈妈在告假回去时，却给他买来了。“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使幼年鲁迅高兴得“似乎遇着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惊起来”。文中接着写道：“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一切都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觉和感受出发来描写的，也表现出了一种童趣。写藤野先生，则用的是对比的手法。作者用了两种对比：一是藤野先生衣着的马虎和教学、研究态度之认真的对比；一是日本学生受军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学生因歧视而寻衅，与藤野先生对中国学生热心的希望和不倦的教诲的对比。在这对比中，既写出了藤野先生的崇高品格，也写出了作者对他的感情。在作者的心目中，藤野先生的人格力量是伟大的，对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作者并没有用过分张扬的文字来描写这种影响，而只记叙了这样的事实：一只有他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这个结尾，意味十分深长。范爱农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性格，作者写他的相貌，“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愤世嫉俗，常有一些为常人所不大理解的行动，比如，他老师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思铭的亲兵挖出心来炒食净尽，于是在日本东京的同乡们就开会，吊烈士，骂满洲，有人主张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但作为徐锡麟学生的范爱农，却反对道：“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就引起别人的愤怒。但范爱农决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作者只用几句话，就把他更本质的一面写出来了：“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功夫谈闹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可惜环境对他不利，只有鲁迅做校长时，才会请他做监学，鲁迅一走，他就被接任的孔教会会长去掉了。社会环境逼得他非沉沦不可。范爱农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小说《狐独者》的主人翁魏连殳，他们都是以变异的心态来反抗社会，而不为社会所容，不为人们所理解的人。将这两篇文章参读，很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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