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打破人间的厚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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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绍兴老家探亲、搬家，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故乡的荒凉、家庭的败落、农民的不幸，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这一切所见所闻孕育了《故乡》这篇小说。 
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是不同的。 
关于童年的生活、故乡的往事，鲁迅写过许多优美的散文，多辑入《朝华夕拾》中。那些回忆的文字，多半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百草园、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鲁迅说过，这些人和事，包括故乡的菱角、罗汉豆等，“都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华夕拾·小引》）。 
但《故乡》不同于上述文字。《故乡》是小说，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虽有共同的生活素材，但小说的创作过程是对生活的艺术的认识和表现的过程，是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加工，对主题进行提炼而成的。这就是创作的典型化过程。 
《故乡》中的闰土，本名章运水，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记载，“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孩子们叫他“庆叔”，既种地，又是个手艺人，逢年过节或者收租晒谷的时候，他常来周家帮忙。有时来取稻草灰，值祭的年头来看守祭器，这些都是实有其事的，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描述过闰土的父亲在雪天捕鸟的情景，《故乡》中则是闰土捕鸟了。塑造闰土这个形象时，鲁迅就把章运水父子的特点集中起来，不是“专用一个人”，也不是把某个人的特征生硬地套在另一个人身上，而是取其有用的部分罢了。鲁迅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这就是“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手法。鲁迅熟悉闰土父子的生活，热爱他们，同情他们，将他们再现笔端的时候，许多个闰土的特征就集中在一个闰土的身上了，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就是典型人物。 
杨二嫂这个形象也是如此。周遐寿回忆道，“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故乡》中的杨二嫂可能取了某个街坊女人的外形，而将一切小市民的自私、占小便宜、爱慕虚荣等恶习集中在她身上，从而塑造了这个“辛苦恣睢”的典型。 
故乡确是鲁迅的故乡，那里的风土人情、乡野的故事，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鲁迅的作品里。但我们绝不能把小说《故乡》看成是鲁迅的传记或是传记体回忆录。歌德把自己的自叙传题名为《诗与真实》，“诗”，那是为了强调自传的诗意，而自传的本质乃是真实，写自传不允许创作，不能把自己当典型来塑造，不能虚构。鲁迅1919年底回家一事在他的日记里有真实而详细的记述。四日日记载：“雨。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是晚上到家的，但为了塑造一个能揭示主题和人物的典型环境，小说把到家时间改作“清早晨”，正如许钦文所说，“如果说晚上回家，那就不好写瓦楞上枯草断茎的当风抖着了。”（《〈呐喊〉分析》）这样，深冬的故乡，阴晦的天气、萧索的荒村……一副农村破产的景象便展示给了读者。廿四日日记载，“睛。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小说却只说同行人是母亲和宏儿，“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多余的人物在创作中是没有用处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他的场景、他的戏，都有他与其它人物的特定联系。 
鲁迅的作品所以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典型化创作原则。他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而且还有精辟的理论见解。总结起来，不外两点： 
一、“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写的事实，见过或听过，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以现实生活为依据。但创作不等于现实的照搬，“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933年12月29日致徐懋庸）。可以从事实出发，采取一端，加以改造，对题材进行选炼，然后生发开去，把握和挖掘主题，创造出来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特征，更感动人。小说《故乡》就是对回乡一事进行改造和生发之后写成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二、塑造人物时，“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就是“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方法。“杂取”、“拼凑”都不是生拼硬凑，而是指艺术的集中概括。《故乡》中的闰土毫没有拼凑的感觉，他的形象是杂取了千百个闰土式的农民的性格特征而塑造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具象化了的人，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我们读了小说，会觉得闰土这人物很亲切，离我们很近，他所受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压是旧中国农民所共同遭遇的，而他的童年，他和“我”的友情，是“这一个”闰土的。 
按照典型化的创作原则，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剪裁，对题材进行提炼，主题便逐渐形成了。这就是鲁迅说的“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的意思”即作品的主题。《故乡》的主题，是通过对辛亥革命后农村破产和农民悲惨命运的描写，悲哀那人与人间的隔膜。造成这种隔膜的原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等级观点，“人生来是一气的，后来却隔离了”这一思想贯穿作品始终。当时的鲁迅虽然还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但他清楚地感到阶级存在的现实，人与人间隔膜的日益加深，正是中国农村日益衰败、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的过程。“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盼望着能走出一条人间没有隔膜的新生活的“路”。 
二 
瞿秋白曾把鲁迅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莱谟斯，说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大的，“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战斗了一生，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乳母”并寻找着回到“故乡”的道路。 
闰土便是这野孩子群里的一个，他是生活在最底层被剥削被压榨的贫苦农民的形象。 
童年的闰土活泼刚健，无忧无虑，有智有勇，懂得许多生产斗争的知识，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小英雄。作者描写道：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逃走了。” 
闰土不仅告诉“我”西瓜的危险经历，他还会在大雪天捕鸟，到海边拣五颜六色的贝壳，潮汛时去捉跳鱼儿……这无穷无尽稀奇的事，打开了“我”的心扉，“我”以往“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一下子把“我”带到一个无比广阔充实、无比壮美丰饶的世界里去，“我”爱闰土，敬佩闰土，“我”和闰土建立了纯真的友情。 
这友情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东西，理应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成熟，然而没有，20年过去了，当“我”再见到闰土的时候，彼此都已到了中年：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人间有许多久别相聚的场面都是描写热烈的、多话的情景，《故乡》却相反，写到这里，把本来应该很热烈的情绪一下子降了下去：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只是说： 
‘啊！闰土哥，——你来了？……’ 
…………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使人感到痛心、残酷的，就是这种人间精神的隔膜。 
人物的性格是在他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闰土的性格不能从年龄上找寻解释，应当从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传统观念中去找寻答案。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地主买办豪绅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各派新旧军阀的战争连年不断，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用闰土的话说，就是“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感到闰土的忧愁和愤怒的情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这才是闰土的形象和精神变化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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