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下教参：孔乙己

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和劳动的世界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自己的“身份”，但它仍要生存，并且只能靠“文化”生存。“长衫”是文化的象征，“之乎者也”是文化的表现，都还不是“文化”本身，因而也没有实际的用途，在社会上混不到饭吃。“文化”有多种用途，它可以掌权、用权，但在这方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比孔乙己更有经验，更有“文化”，不需要孔乙己的帮助；“文化”可以记账、算账，从事经营活动，但掌柜的自己也有“文化”，也能记账、算账，不需要孔乙己的服务。而那些短衫顾客则是不需要文化的。孔乙己的“文化”也就只剩下“认字”和“写字”：“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抄书”就是孔乙己所能起到的惟一的作用。我总觉得，我们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做的仍然主要是“抄书”的工作。我们社会的“思想”不是从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的。我们的经济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经济理论，我们的劳动群众不需要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我们到底做的是一些什么工作呢？“抄书”的工作。把古代的书反复抄下去，把外国的书不断抄进来。我们就在这“抄书”的工作中“换一碗饭吃”。在过去，我总是相信鲁镇人所说的孔乙己因为“好喝懒做”而至于偷窃的说法，现在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他在我们的店里，品性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为什么他在酒店里如此讲信用，而对自己的主人却不讲信用呢？这里恐怕是有更隐秘的心理动机的：孔乙己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感到心理不平衡。他们都是“读书人”，都有“文化”，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成了“人上人”，而他独独成了“人下人”。他们成了“人上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文化”。有了“钱”，有了“权”，就有了他们的一切，“文化”对他们只是一种点缀。真正需要“文化”的是孔乙己。但不需要“文化”的却拥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认为最有“文化”的人；而需要“文化”的孔乙己却没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视为没有“文化”的蠢材，到处受人嘲笑，并且不论如何辩白也是辩白不清的。“书籍纸张笔砚”是“文化”的工具，那些“人上人”实际是不需要文化的工具的，他们没有这些照样过活，照样威风，这些只是他们家的一些摆设，但他们却有“书籍纸张笔砚”。孔乙己是需要“书籍纸张笔砚”的，是依靠这些过活的，但他却没有。孔乙己在下意识中大概就觉得这一切实际是应该属于他的，所以，尽管他知道偷走这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还是忍不住要偷。我在多半生的人生观察中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看不起商业大亨，但却与他们发生不了实际的纠葛。在商业关系中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守信用的，倒是劳动阶级的人对商业大亨有着本能的忌恨，常常去揩商人的油，甚至绑架、偷盗他们。中国知识分子很胆小，很软弱，思虑多，有心眼，但却常常用自己的头去碰权力的铁壁，做出为人们所难以相信的蠢事。足见孔乙己不偷酒店掌柜而偷何大人、丁举人，是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的。就其实质的意义，这是向权力的宣战，向社会权威的宣战。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何大人和丁举人才对孔乙己如此的残酷和凶暴。对于何大人、丁举人，“书籍纸张笔砚”未必那么重要，他们痛惜的也绝不是这点“财产”，他们愤慨的是孔乙己对他们权威地位的蔑视，是孔乙己内心那点说不出来的隐秘愿望。但孔乙己的这种隐秘的心理愿望，是无法被短衣帮顾客所理解的。他们知道的只是孔乙己的“偷”，而“偷”自然是不好的，是理应受到惩罚的。对“偷”的本身，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更不能理解的是孔乙己为什么非要“偷”权力者的，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愚蠢的。“偷”的原则就是要避开惩罚而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孔乙己进行的却是只能招来更严重的惩罚而无法获得经济利益的行动，这不是很蠢的吗？“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

孔乙己这种以“偷”的形式进行的情感性发泄，获得的只是一点内在隐秘心理的满足，而在周围的社会群众看来，却只能是他从失败走向失败的一部耻辱的历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由“偷”到“打”，由“打”到“伤”，由“伤”而在身上、脸上留下“伤痕”、“伤疤”，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我们现在常常把中国知识分子想得太严肃、太伟大，好像他们都在追求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目标、大理想，但据我的观察，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那么宏大的志愿，那么理性的考虑的，他们也没有实际地实现自己所宣扬的社会目标的行动纲领和能力。有的仅仅是一点心理上的不平衡、不满足，当他们隐忍不住这点不平衡、不满足，便会做出一些平常人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一些平常人说不出的话，违反了社会的“常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不符合社会的常规，只是隐忍不住自己本能的冲动，所以连他自己也无法否认这是违背社会公德的，是不光彩的行为，是“偷”。但孔乙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当他因“偷”而受惩罚的时候，他就一无可施了，他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总是在本能上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形成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甚至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并且总是带有向社会权威挑战的意味，但他们是脱离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一旦被社会权威送上社会的审判台，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就只好接受社会的惩罚了，并且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也没有。因“偷”被“打”，因“打”而“伤”，所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脸上都留着这种被“打”的“伤痕”、“伤疤”。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诗人牛汉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胡风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涌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右派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因‘人性论’而受到批判”……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实，但却像“伤疤”一样贴在了他们的身上、脸上，成了他们的特点和标记。

孔乙己在权力世界、经济世界、劳动世界里都得不到同情和理解，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儿童对他构不成精神的压抑，所以他对儿童便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凡是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人必然寄希望于未来，凡是自感对现实社会无能为力的人必然希望为未来服务。而体现未来的便是儿童：“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但是，一个在成人的世界受不到尊重的人难道就会受到儿童尊重吗？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力量的人就会作用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吗？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只是像孔乙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制的幻象。孔乙己教给酒店小伙计写字，酒店小伙计在下意识中就看不起孔乙己，也不认为他有教导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因为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却绝不会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的落魄的人。他们在本能中就是依照前两类人的形象塑造自己的，而不是依照孔乙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他们也不会相信孔乙己能够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孔乙己自己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写字”无法把儿童吸引到孔乙己身边，孔乙己便拿茴香豆给他们吃。这引来了儿童，但他却不可能更多地满足儿童们的这种需要，因为他的经济收入连自己的需要也无法满足，又有什么余裕满足儿童们的需要呢？“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由此我想到我，想到与我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成人的世界中，权力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经济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寒酸，劳动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孤独，只有还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青年和童年，不会对我们构成精神的和物质的伤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本能上就亲近儿童和青年。但儿童和青年会亲近我们吗？不会!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幸福的前途，而不可能愿意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亲近他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知识的灌输和经济的帮助。但“知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他们对我们的所谓“知识”在本能上就是有所怀疑的；“经济”同样是我们所缺乏的，当他们真的需求我们的经济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惶急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孔乙己的“偷”自然是发自于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他越是沦落到更深的悲剧境地，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就越是要向更高的社会权威挑战。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小不高兴骂爹骂娘，走投无路时就要骂天骂地了。这是人在内在意识中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反对皇帝的人感到与皇帝是平等的，反对臣僚的人感到与臣僚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实际上不平等地位的差距越大，这种寻求平衡的方法越是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丁举人是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正是在孔乙己最落魄的时候，他偷到了丁举人的家中，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从此，他的生计更加艰难了：“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身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在社会上也是经常遇到的，那些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腿走路，而是用自己的手，拖着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行──他们生命的腿被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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