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下教参：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我所了解的孔子和孟子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论语》中记载说孔子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就是说孔子做学问尽力避免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全部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这“四绝”当然也是他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启发的。

第三，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还包含着学习态度的问题。他认为学习的态度应该是老老实实的，不懂的就说不懂，就努力学习，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他自己就是这样，不懂就问别人，“不耻下问”。说错了就应改正，“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由于孔子抱着这样的学习态度，他的知识在当时就比别人丰富。

第四，孔子教学也比较注意“因材施教”。他很注意受教育人的具体情况，他对不同的学生，给以不同的教育。他的弟子问仁、问政、问君子等等的很多，他往往都是根据不同的对象给以不同的回答。为此，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比较注意用启发式，他说：“教育学生，不到他苦思苦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他几个方面，就不再教他新的内容。”（《论语·述而》）孔子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去推动学生思考问题，主动地学习。

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是他思想中极有价值的部分，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

孔子──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

孔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他对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相传《诗》《书》《礼》《乐》《春秋》等都是经过孔子整理的，这些典籍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创立者。两千多年来，对孔子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有的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评价孔子，有的是从封建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立场来评价孔子。近代，我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不同时期也都给过孔子以不同的评价。但过去的任何阶级或任何阶层，对孔子的评价都不免有片面性。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是“打倒孔家店”。当时“打倒孔家店”就是要打倒封建礼教。这次运动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向封建思想的猛烈冲击，它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进步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队伍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分，而且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对孔子也没有能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过：“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应该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对待孔子的研究也应这样。

（选自《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2．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饭糗茹草”时跟做了天子后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应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磨炼战胜困难的品德，是实现理想的保证。他主张圣人可学，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孟子还认为君子应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的气概。（《万章章句上》），所以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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