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庄子》寓言的艺术特色

　　善用寓言，这是《庄子》一书很重要的艺术特点。庄子在其《寓言》篇中自叙其著述特点时就明言“寓言十九”，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亦指出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全书大小寓言共计二百多个，其短者或二十多字，其长者或千余字；有些篇目全部由寓言排比而成，有些篇目干脆通篇就是一个寓言。如此大量采用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思想的即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庄子》的寓言又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先秦其他作家如孟子、韩非子等人亦可谓善用寓言的，但孟子多采用民间传说故事来加强自己的论辩，韩非多利用历史传说与典故以佐证自己的说理。而《庄子》的寓言却大多“皆空语无事实”(司马迁语)，为庄子本人所虚构而成，正如刘向所云，其“作人姓名使相与语，寄辞于其人”。可以说，庄子是第一个自觉地运用虚构手法的作家。

　　《庄子》寓言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多义性”。庄子在创造了如此大量、丰富多彩、变化多姿的艺术形式棗寓言之时，其寓意却是比较隐蔽、模糊的。他在讲故事时，并没有明白、精确地点明他要说明的道理，而是靠那卓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故事自然流露出来。这样，其寓言的寓意就变得多面、模糊，具有“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一个寓言，需要读者再三体味，才能领悟其深层含义；或者同一寓言，不同的人读之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含蓄的“暗示”手法的运用，正与庄子“道”之玄虚空灵的精神实质相吻合。这种寓言的背后，包藏的是无穷的万象，不尽的意蕴，让人能够捕捉一二却也难以全部领悟，因而也是增加它内涵的丰富和模糊的美。可以说，庄子在创造这些寓言时，本身所运用的，就是一种直觉的形象思维，因而也要靠读者的智慧加上灵悟的直觉才能通彻明察。所以单凭直接的、明白的逻辑理性，是无法全部理解体会到那种“神”和“道”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庄子寓言的解释，众说纷纭。

　　　　　　　　　　　　　　　　　　　(摘自《海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