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呐喊》、《彷徨》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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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章借用刘勰的“志隐而味深”、“虑周而藻密”两句话来概括《呐喊》、《彷徨》的艺术风格。在第一部分提出“志隐而味深”的风格也就是说沉郁的风格是《呐喊》、《彷徨》的基本艺术风格；第二部分指出白描、委婉含蓄的讽刺、借景抒情等独特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形成《呐喊》、《彷徨》的蕴蓄的风格；第三部分提出缜密而又有诗意美是《呐喊》、《彷徨》的语言风格，即“虑周而藻密”的风格。

关键字：沉郁   蕴蓄   缜密   诗意美



风格，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读者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在文艺批评、文艺鉴赏中，也必须重视作品风格的研究。

作品的风格，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统一所形成的。它既不是单纯属于内容的，也不是单纯属于形式的，更不是单纯的艺术技巧。而是贯穿于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统一中的独特性，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早在六世纪时，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就对风格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也就是说，作家的感情被现实生活所激动而进行创作，通过理性的认识而写成作品。潜藏的情理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容和形式相一致，就形成为风格。他指出作品的风格是由作家的“才”、“气”、“学”、“习”四种因素所形成的，即作家先天的禀赋——才能、气质和后天的学养——文学修养、社会风习等因素所形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风格的形成，是作家创作上成熟的标志，它体现于作家一系列的作品中。但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思潮、作家本人的思想和艺术爱好的变化，他的艺术风格也会发生变化。在鲁讯三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晚年作品的风格和他早期的风格是有显著不同的。刘勰用“志隐而味深”，“虑周而藻密”两句话来分别概括扬雄和张衡的风格，是否确切，暂且不论，但借这两句话来概括《呐喊》、《彷徨》的风格，我认为却是合适的。下面试作分析。

一

杜甫曾经用“沉郁顿挫”四个字来概括他自己的创作风格，南宋严羽却用“沉郁”两个字加以概括。现代学者也有用“沉郁顿挫”来概括鲁迅的《呐喊》、《彷徨》的艺术风格的。我认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和杜甫很不一样，《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也完全不同于《杜工部集》。“沉郁”或“沉郁顿挫”是概括不了前者的全部风格的。但用“沉郁”来说明鲁迅小说的基本风格，还是确切的。

文学作品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作家也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具体形象的描绘之中的。所以一个作家的作品的艺术风格，主要就体现在他所塑造的形象体系之中。

作家创作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总是受他的政治立场、生活经历和审美观点所制约的。鲁讯从事文学创作，是出于“‘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崇高的动机，所以他自觉地去描写“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反映“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因此在《呐喊》、《彷徨》中就出现了三种人物形象，一种是“狂人”、夏瑜、“我”等战斗者的形象；一种是阿Q、闰土、祥林嫂、子君、涓生等这样一些受难者、迷路者的形象；再一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这样一些吃人者、伪善者的形象。这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深刻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讯的深沉的爱憎感情；深切同情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极端憎恶那些吃人者和伪善者。但他当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和新的领导力量，这就使他的爱憎感情具有“忧愤深广”的特点。在《呐喊》、《彷徨》中，作家的见解、观点是隐蔽在形象体系中的，作家“忧愤深广”的思想感情体现在形象体系中是深沉、含蓄、凝炼的；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是要读者反复咀嚼、再三回味，才会有所得的。这就是“志隐而味深”，也就是沉郁之美，沉郁的风格。

《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自述表明：狂人对自己将要被“吃”掉的忧虑是那样使人颤栗；“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揭露吃人者时充满愤慨之情；“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狂人有了这一发现以后，心情是多么沉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又是多么热切的呼声！狂人对自己和对孩子们的命运的忧虑，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的忧虑，对整个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吃人者的愤慨，对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愤慨，也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控诉。总之，作家“忧愤深广”的思想感情通过狂人这个形象体现出来，就形成了沉郁的风格。

在《故乡》中，当“我”看到三十年前天真活泼的小英雄闰土，在生活的重压下，如今已变成“一个木偶人”，见到“我”还口口声声的叫“老爷”时，使“我”感到自己与闰土之间“已隔了一层厚障壁”而“说不出话”时，心情是很沉重的：一方面，“哀其不幸”，闰土的痛苦生活使“我”深感忧虑；一方面，那个黑暗的社会使“我”憎恶和愤慨。最后，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我”暗下决心，要在本来没有路的地上，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战斗的决心，战斗的激情。《一件小事》中的“我”有敢于自我解剖的勇气和以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鼓舞自己，继续前进的决心，对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大事”和“文治武功”表示愤慨和否定的感情。

“狂人”和《故乡》、《一件小事》中的两个“我”，都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又都包含有作者自己的身影。作家“忧愤深广”的思想感情溶注在艺术形象中，这就使作品具有沉郁的风格。

在阿Q这个典型身上，深刻地体现了鲁讯对被压迫、被戕害，而还没有觉醒的劳动人民的最诚挚的感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阿Q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受毒害，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他始终是浑浑噩噩的，曾一度萌发了革命的要求，却又分不清敌我友，不了解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一直到死也没有真正觉醒。阿Q的悲惨命运是使人同情的；他那麻木、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不仅使人忧虑，更使人悲愤；当然，真正使人愤慨的是压迫、剥削阿Q的赵太爷、假洋鬼子和把总老爷之流。阿Q的悲剧命运使人思考：精神胜利法对人们的毒害是如此之深，怎样才能加以克服？中国农民问题是如此严重，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鲁讯当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加深了“忧愤”的情绪。这种忧愤感情通过阿Q这个典型反映出来，就形成为典型的沉郁风格。

赵太爷这个未庄的土皇帝，因儿子中了秀才而更加不可一世，蛮不讲理地不许原来姓赵并且还比秀才长三倍的阿Q姓赵，革命风声紧急时惶惶不可终日；儿子与假洋鬼子“咸与维新”，混进革命党以后，又目空一切。假洋鬼子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洋奴气十足的投机分子，在革命高潮中混入革命队伍，篡夺胜利果实，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正是他，“不准”阿Q革命。这两个典型充分反映出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贪婪、狡猾、无耻和反动的阶级本性。

鲁四老爷，表面看来，不象赵太爷那样残暴、霸道，一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样子，本质上是极其虚伪和冷酷的。他嘴里讲的是伦理道德，手里拿的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正是他，把勤劳善良的祥林嫂逼上了死路。

在《肥皂》、《高老夫子》中深刻地揭露了四铭、高老夫子这样一些伪善者、伪君子的卑劣丑恶的灵魂。

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四铭、高老夫子等形象，生动地揭示了“上流社会的堕落”。作家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笔端是渗透了强烈的厌恶、愤怒和否定的感情的。

战斗者的形象、受难者和迷路者的形象、吃人者和伪善者的形象，组成一个形象体系，深刻地反映了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在这个形象体系中，除了一个“车夫——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形象外，还没有出现产业无产者的形象，这是可以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认识中找到原因的。

这些典型形象都是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忧愤深广。这种思想感情在不同的形象身上体现了不同的方面：狂人，“我”等战斗者的形象，直接体现了作家自己的深沉坚毅的战斗激情，同时也表达了对吃人者的憎恶和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深厚感情，阿Q、祥林嫂、子君等受难者的形象和迷路者的形象，体现了作家对在反动统治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同情。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等吃人者的形象和四铭、高老夫子等伪善者的形象，体现了作家对他们的憎恶、愤怒和否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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