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新诗理论的现代性

    从1917年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白话诗歌开始，到1926年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为止，中国新诗创作已经走过了将近十年的时光。在这十年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而出的新型文学品种，中国新诗被人们寄予了很多的希望，受到了圈内圈外人过多的关照与呵护。然而，因为新诗在文体规范上没有一定的尺度，新诗整体的创作水平并不高，没有取得人们意想的成果，从而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中国新诗最初十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内容上诗意缺乏，淡乎寡味，“缺少余香和回味”（周作人语）；形式上过于散文化，缺乏作为诗歌文体所必须具备的节奏、韵律等基本要素。二十年代，同为创造社成员的穆木天和王独清都撰文指出，当时的诗歌界“审美薄弱”和“艺术粗糙”，穆木天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道：“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 Verse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韵文的衣裳，结果产出了如\'红的花/绿的草/多么好看呀\'一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古今中外的文学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一切艺术都是捆绑的艺术，这“捆绑”就是规定某种艺术成为这种艺术的法则，正如康德所说：“每一艺术是以诸法则为前提，即在它们的基础上一个能被称为艺术的作品才能设想为可能的。”中国新诗最初十年之所以成绩平平，关键就是艺术法则、艺术规定性的空缺，因为缺少必要的规范，诗人的创作理念是模糊的，创作需要达到的美学目标也不明确，这样，诗坛的混乱局面就可想而知了。苏雪林在总结文学革命后的创作状况时明确地指出：“在文学革命的过渡时代，卤莽毁裂的现象，本不能避免。以诗而论：旧的声调格律完全打破，新的尚未建设，诗坛之混乱更莫可诘究。五六年前新诗人多于过江之鲫，新诗集茂盛如雨后之春笋，然其中实少真正之天才与可读之作品。”重建新诗的艺术规则，把中国新诗创作导入规范化的轨道上去，这重大的诗学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新月派一帮人的肩头。在主持《晨报副刊。诗镌》的编撰时，徐志摩就声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的事情做”，而作为新月派重要的理论发言人，闻一多的新诗评论更加引人注目。在二十年代上半期，闻一多连续发表了《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冬夜〉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诗的格律》等多篇诗歌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为十年来中国新诗的艺术作品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也为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进程上迈出了较大的一步。从许多方面来看，闻一多新诗理论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下面拟具体阐述之。
　　　　　　　　　　　　　　　　　
　　　　　　　　　　　　　　　　　

　　　　　　　　科学精神的推崇

　　“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是胡适在1925年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科学”在中国近现代受到的尊视程度。近现代以来社会对“科学”的尊奉，使得研究和学习“科学”用以报效祖国的思想观念一时间深入人心。不少仁人志士正是怀着“科学救国”的伟大抱负，远赴异国他乡，踏上寻求真理的漫漫征程。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郭沫若等，在进入文学殿堂之前，都是从事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的。郭沫若把研究科学与培养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和为社会作出一定奉献联系在一起，他说：“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我一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怜。”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提升了郭沫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事物的能力，科学的术语、范畴和原理大量进入到郭沫若的诗意世界之中，成为其诗歌一种基本的话语模式。例如：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序诗》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天狗》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炉中煤》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夜步十里松原》

　　“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转，公转，”
　　　　　　　　　　　　——《金字塔》

　　“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离经畔道的哥白尼呀！
　　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毁宗谤祖的达尔文呀。”
　　　　　　　　　　　　　　——《匪徒颂》

　　这是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一些诗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对郭沫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的深刻影响。也许正是看到了郭沫若诗歌中的科学性质素，看到了科学精神对郭沫若诗歌创作具有的重大意义，闻一多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女神〉之时代精神》，来高度评价《女神》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这篇文章里，闻一多开宗名义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接着，闻一多从五个方面来阐述《女神》的时代精神，而科学精神构成了郭沫若诗歌时代精神的最显著特征，闻一多花了较长的篇幅来阐释郭诗中的“科学”内涵。他说：“《女神》底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于科学底成分也是无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了。”接着，他列举了上文中的这些诗句来说明，并进一步指出：“还有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doctor底口吻了。”指出《女神》在形式上将科学知识写入诗句之中以后，闻一多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从深层次上进一步揭示《女神》内在的科学精神：“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诗人底眼里，轮船底烟筒开着了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底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底飞跑同于\'勇猛沈毅的少年\'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生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闻一多还在文中热情地称赞郭沫若是一个“科学家兼诗人”，因为他能将科学与诗人情感巧妙融为一体的创作技法“恐怕非一个以科学家兼诗人者不办。因为先要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跟他有了同情，然后才能驯服于他于艺术底指挥之下。”由此可见，闻一多强调《女神》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中国新诗注入了科学的内涵，这是《女神》一诗体现时代精神的主要标志之一。闻一多如此看重科学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看重文艺创作与科学思想的联姻，这种观念大概受到了华兹华斯的深刻影响。华兹华斯曾说：“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华兹华斯还说道：“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象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如果科学家在我们的生活情况里和日常印象里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变革，诗人就会立刻振奋起来。他不仅在那些一般的间接影响中紧跟着科学家，而且将与科学家并肩携手，深入到科学本身的对象中去。”这两段话均出自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而《抒情歌谣集》是闻一多1921年在清华文学社作题为《诗歌节奏的研究》报告中所列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华兹华斯对诗人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反复强调，极大地启发了闻一多的诗学思想，也强固了他看重科学的心理基石。
　　闻一多对艺术形式的看重，也体现了推崇科学精神的现代性思想。这一点主要得因于他早年的专业训练。在国外留学期间，闻一多主要是学习美术的，尔后才从美术转到文学创作和文艺研究。我们知道，西方绘画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是很讲究科学性的。素描中对光线、阴影等的处理，油画中色彩的明暗调合与浓淡分配，等等，都是物理学、光学等科学原理指引下的产物。闻一多自己也说过：“我是受过绘画的训练的，诗的外表的形式，我总忘不记。”可见，闻一多对艺术形式的看重，让文学创作拥有某种确定的美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明确提出的“三美”主张，也是科学精神映照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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