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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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中国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以及它们何以长留中国社会时，何满子的评论及其运用的方法尤其值得重视。他指出由中国社会具有"三国气"和"水浒气"所标志的作品深广影响是由小说本身的力量与产生小说的土壤，即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性质的力量共同形成的。他此前评价《三国演义》时就指出《三国演义》已经成了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小说成就固然重要，但更大程度是由小说本身以外的许多原因造成的。他特别指出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因素，这就是，《三国演义》故事发生的东汉时期距罗贯中成书的元明之际已有一千多年时间差。他提醒，这个时间差至关重要。综合何满子的相关论述，注意这个时间差一来有助于准确理解三国文化现象的生成，二来有助于对罗贯中的艺术成就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就前一方面，他作了如下精湛之论：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长年代中， "人们在传述三国故事的过程中，已经将各种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标准、人生价值观，统统附益在历史故事之中。"到罗贯中成书时，"围绕着《三国演义》已经粘附了以汉族为主的几乎全部中国文化。"这使小说得以广传，而小说的广传又孳生和粘附了超过小说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内容。⑾由于小说接受了一千多年各阶层人士评价和解释三国史的意识积累，使其"历史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起了塑造人们的历史观、政治伦理观的作用"。⑿于此，中国社会长期具有"三国气" 这一文化现象的复杂成因便明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则表明了小说的深广影响并非全系于它自身，只有剥离出产生深广影响的非艺术因素，才能对作者的艺术成就作出合理评价而避免不虞之辞。这种通过对作品本身及其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意识、作品产生过程等因素在内的综合考察得出结论的方法，同样运用到了中国社会的"水浒气"原因分析和《水浒传》艺术成就评价上。他指出水浒文化的遗传密码与三国演义文化一样，不单由小说形成和传播，也借助于戏剧、民间说书艺人等多渠道形成和传播。而价值观上与官方价值相抵牾的"水浒气"长留中国社会，根本原因在于，水浒故事宣扬的江湖义气代表了一种对社会中下层有极大亲和力的道德观。尽管《水浒传》在历史上屡遭查禁，却阻止不了它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平民中流传。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为平民所认同的"在人际关系中值得向往乃至可以依靠的行为规范。依靠这种规范，人们能在通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力量之外找到保护、自救和互济的力量。"⒀此处及相关评论，思维严密，持论公正，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方面通过指出民间集社结党和黑社会人物将水浒英雄当旗帜和楷模，揭示了这种以"义"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与黑社会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并未简单地将其贬斥为"暴民意识"。透过上述引文，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强烈的历史感以及对专制社会中平民处境的深刻了解：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在通常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下是最无助的一群，他们往往只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去寻求"保护、自救和互济的力量"。由此，表明了"水浒气"所代表的具副作用的行为规范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和长期留存有着合理的、至少是应该对其作同情理解的社会和历史缘由，并暗示了盛行于我国各朝代尤其宋明以来的秘密结党和黑社会乃专制制度堵塞了社会中下层诉求渠道的必然产物。这种同情的理解和历史主义态度，在近期某些学者就《水浒传》发表的洋洋大观的著述中是不怎么见得到的，而这些著述中的新锐之见，何满子早就深刻表达过了。

    作为学贯中西的学问家，何满子的研究并不限于中国文学，他同时对西方文学史也作了很深研究，并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着两种文化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引出的结论不仅饶有趣味，而且见出作者基于丰厚学养的大视野。尤令人钦佩的是，已是高龄的他与时俱进，不仅关注着近现代各种文艺思潮，西方近现代出现的主要哲学流派也没有逃逸于他的视野之外，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等等，他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评价。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自然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批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一个用生理解剖社会，一个用心理解剖社会，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路数到最深层，"就在动物性--本能--性欲这一点上会师了"。可别因为何满子批评它们就以为他是拒绝新见解的冬烘先生，事实上他充分肯定了自然主义包含的合理因素，承认人性中包含动物性、病理会影响心理直至性格、遗传密码与性格形成不无关系，主张在考察人生问题时可以给生物、遗传、病理等因素以适当位置，但他维护事物特别是维护人的丰富性，反对把任何因素推向极端，他指出自然主义正是将某些因素绝对化而走向了"唯动物史观"。⒁他高度评价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精神活动的深层探索和对性格、行为、心理秘密的开掘，肯定了对精神分析学运用得当可以深化人物、丰富文学表现力，并对创作心理和审美关系的研究有积极作用，同时令人信服地指出该学说存在着运用过当而滑向"唯性史观"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导致对人性和人生的彻底简单化认识。这些评价极具功力，充满智慧，而且即使从专业角度看，也远比许多号称这方面专家的人更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肯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某些类型的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机制作了精辟、深刻和有趣的探索、判断和假设的同时指出其以偏概全和消泯正常与病态之间界限的严重误区，他说："病理学和生理学是有区别的，变态心理学和常态心理学也不能等量齐观。""凡是具有思维活动能力的人都有发狂的可能，但不能认为每个能思维的人都是狂人。"⒂这些界限恰恰是现今某些研究者所无视的，而且其中一些追逐时髦者与其说他们无视界限，毋宁说是以混淆"病理学"与"生理学"、混淆"变态"与"常态"、混淆"发狂的可能性"和"狂人"为思想深刻的标志--如此"治学"，就不单是方法论有问题了。

    何满子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归结起来大致如下：反对任何形式的简单化而主张对人性作立体化理解，对生活作多方面把握，把特定作品或特定文化现象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中进行考察；反对微言大义、牵强附会和出于政治需要对作品进行蓄意歪曲，而是根据文本提供的意向实事求是加以评价；反对非历史的评价态度而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现象……等。其实，这些原则本应是治学的正道，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干预和种种诱惑下的浮躁对学术研究轮番施加破坏性影响，我国学界已经很少对此有所重视，更别说像何满子这样有意识地和娴熟地运用了，学术泡沫甚至胡说八道的伪学术大量产生也就在所难免。

    三．锐利的社会批判

    何满子不仅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而且现实感很强，禀持良知而履行着社会批判职责。他的杂文无疑体现了社会批判职能，即使上述提到的那些专业性很强的文学批评中也可见出锐利的批判锋芒。但我以为最有力度的社会批判见诸于文集中就我国当代文艺史上的理论、事件所作的辨析，其中涉及的都是重大而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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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伸张文学的自由精神，为文学的独立性作论证，揭露实用主义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对文学的摧残，揭示我国几十年文学何以经历一条艰辛和带有血腥的道路，等等。其中，《论胡风指控的"五把刀子"》对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了集中表述。文章开篇就挑明所论问题"是一场文学受难于政治的悲惨历史"，指出使胡风遭逢逆运的是权力对文学进行严密控制的体制。他揭出权力控制文学，目的不是为了文学事业，"而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这种体制实行的是与文学的精神决不相容的家长式统治，通行着"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霸道原则。这种体制下，什么创作自由、文学独立性、艺术真理……，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胡风想跟这一体制的家长和dai办们争辩艺术真理，争文学的自由空间，他当然在劫难逃。胡风受难，不过是提前十年充当了"文革"预演中"祭旗的角色"。权力政治的残酷和它带来的灾难就这样通过何满子一只键笔触目惊心地摆在了人们面前。而权力政治的荒谬则被他以辛辣的言辞作了十分确当的揭露：一个人有了权就天然拥有了一切，"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什么都备于一身，而且在文学上也是绝对权威"。人们对这种荒谬是不应感到陌生的，它至今活着并且不知趣地自我表现着。在另一篇关于胡风的文章里，他就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新潮论调所作的批驳发人深省。这一论调称"如果胡风胜了，上了台，文学局面也一个样，或许更坏"。何满子首先指出既有体制下胡风决无可能上台，也就无从进一步妄断上了台是好是坏；进而揭穿这种假设乃歪曲事情实质的无谓之谈，而被歪曲的实质是："文学已由人民中心转入权力中心，胡风却仍做着文学的人民中心时期的梦，天真地想争取一点文学的自由空间"。就是说无论胡风在个人气质上有什么弱点，他当时争的并不是谁上台，而是不论谁在台上都应遵循的原则。像这种"如果……也一个样"的假设近年来很常见，而且总出现在社会根本体制受到审视和批评之时。然而正如某些人对胡风作的上述假设，问题本身就是虚假的，其唯一作用是把水搅浑以保护早已不合时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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