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该忘记的女权论辩（聂绀弩|我若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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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40年代的头几年，在国统区如重庆、昆明、福建等地，“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活跃，“妇女回家论”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当时，国民党制定的妇运方针(如要妇女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等)又直接支持、肯定这些论调，致使有些地方裁减和禁用女职工事件屡有发生。对此，当时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和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则义不容辞地撰文参加这场女权论辩，许多进步人士也以各种形式参加大讨论，以捍卫中国自己的妇女解放理论。其间，由战国策派挑起的、著名作家沈从文积极投入的“妇女回家论”的那场发难和批判，尤为引人瞩目。

    战国策派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宗旨，崇尚“英雄崇拜”和尼采“权力意志论”，并将法西斯理论移入文艺创作与论著中。当时，文化名人、著名作家如费孝通、朱光潜、沈从文等也都为战国策派报刊撰文。以乡土文学和抒情体小说著称的沈从文，为《战国策》撰写的，却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

    《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很快引起争议。《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提出，“解决妇女问题”，须“从‘家’着手”，家适宜于“母性本能”，“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妇女应“服从自然”，不宜“违反生物习惯、社会习惯”，去“希望同男子一样”闯社会，她们的位置是在家里，要“努力安排好一个好好的家”，犹如那“聪明鸟儿”所建的“温暖的窝”；只有那些“生理上有点变态”“男性十足”的、“身心不大健康”“体貌上又有点缺点”的女子，才“到社会上作各种活动发展，来填补生活的不足”。

    1941年，桂林的《力报》副刊“新垦地”，在著名作家聂绀弩、邵荃麟和葛琴等主持下，组织了一场同战国策派的大论辩，大辩论除针对《谈妇女》一文外，主要还针对从文《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1942年，聂绀弩把《力报》和《战国策》的这场论战，编成《女权论辩》一书，再次呈露沈从文先生落后的妇女观，以及众人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聂绀弩撰文如《妇女-家庭-政治》、《贤妻良母论》、《母性与女权》等予以批驳，他还亲自为《女权论辩》一书写下精彩的《题记》。聂绀弩称沈从文们是“女权反对者”，并针对其观点谈论女权与家庭、女权与母性、女权对妇女发展的意义等问题。聂绀弩指出，当时的中国，在家庭里的妇女，“往往只作为男性的性的对象而存在”，“家庭的天地是窄狭的”；妇女首先“应该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她们“应当有更远更大更多的事业”，以求更大发展；对于家庭，妇女也只有参与了社会，才能使自己成为“时代所需要的贤妻良母”。至于女权会不会影响母性呢？聂绀弩颇有说服力地说道：“母性本身就是一种灵”，“人的母性的内容丰富”，其“灵”能“灵于万物”；而“获得了女权的女性的母性”，就“比之别人的会更母性，更伟大”；女性获得了女权，才能“使整个社会更进步，或者说使进步的速度更快”。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母性的伟大和丰富，都系于对女权的争取与获得；妇女只有走向社会，不囿于家庭禁锢，才会实现这一切。

    葛琴以长文《男女平等论》参加论辩。葛琴对沈从文抹煞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论调，一层层地给予揭开；并论说男女不平等产生于私有财产制的道理。其他许多参加讨论的女性，更加群情激愤，认为沈从文在抗日战争烽火里，竟然“听不到前线的炮声，看不到多少家庭被战火毁灭”的情景，却高谈什么“女子自动走进厨房的故事”，他的“妇女回家论”实际上正起了“麻痹妇女的民族意识”的作用。

    “没有民族的解放，就没有妇女的解放”，而“没有妇女的参加，也就没有民族的解放”。一场女权论辩，成功地推动了广大妇女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真切地领悟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盛英)

    

    《中国妇女报》 2002年10月29日

一场不该忘记的女权论辩（聂绀弩|我若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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