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奇观，雨果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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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戏剧上，雨果是一个缺了他欧洲戏剧史就没法写的重要人物。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是他完成了浪漫主义戏剧对古典主义戏剧的取代，他亲自策划、组织、统帅了使这一历史性变革得以完成的战斗，他提出了理论纲领，树起了宣战的大旗，他创作了一大批浪漫剧，显示了新戏剧流派的丰厚实绩。他虽然不及莎士比亚那么深刻，但他是善于在舞台上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他的剧作以奇巧的构思，引人入胜情节，不平凡的场景。浓烈的色彩，强烈对照的人物，富丽华美的诗歌外衣，征服了观众，几乎独占了法兰西舞台长达十几年之久，这种成功对任何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来说，都是不容易得到的。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的范围里，即使是在广阔无垠的文学的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种类的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进人了社会，虽然文学木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虽然而果的文学与社会更是紧密结合。雨果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样作家兼斗土的伟大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惟一的人，他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历过从保王主义、波拿巴主义到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在长期反拿破仑三世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是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三

　　雨果奇观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现象，也是一个人的存在现象。
　　雨果在19世纪生活了80多年，几乎与这个世纪同存亡。他所生活的时代，对法国来说是一个极其深刻了极其辉煌的时代：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刚刚过去。新的秩序有待巩固，新的社会形态有待定型，新的价值体系有待创建。在这个时代，法兰西冲出了封建君主国神圣同盟的包围，雄武地屹立于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理空间。在全民实际生活中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关于政权形式的以血与火为内容的“争论”，逐步奠定了民主共和的新秩序，全面建立了法制社会的机制与规范。在这个时代，法兰西也创造了社会生产领域里的奇迹与象征，使这片国土与社会生活都彻底改变了容貌：铁路遍布全国，钢笔取代了鹅毛笔，巴黎有了协和广场、凯旋门与艾菲尔铁塔。这是一个充满了伟大变革、伟大事业的时代。历史的进程不能自身完成，它要由巨人来扮演，由巨人来呼出它的心声，来赋予它辉煌的色彩，来对它作深刻地解析，来给它当书记作记录，它召唤、孕育、培植、助产自己需要的巨人，从叱咤风云、扬威世界的伟大统帅，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伟大恩想家到创造工技奇迹的伟大工匠。泼洒浓墨重彩的伟大画师。文学领域，本是法兰西的传统胜地，在这个世纪，更是人才辈出，奇观迭现，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与时代召唤下，雨果充分昂扬他的主体意识，适应发展潮流，脱颖而出，成为文学领域里的巨人，造成光辉灿烂的雨果奇观。
　　27岁的时候，雨果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既然我们从古老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古老的诗歌形式中解放出来？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现代的法兰西，19世纪的法兰西，米拉波为它缔造过自由、拿破仑为它创造过强权的法兰西，在赞赏着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和当时专制主义如此合拍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个人的民族的文学。”这是对历史召唤的深刻领悟，也是对历史机遇与历史条件的自觉认知。
　　无疑，雨果所得到的历史机遇与历史条件是空前优越的。构成这种优越性的，正是大革命后日趋形成、日趋成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现实氛围里，不仅作家有选择题材、选定倾向、选用艺术方法的更大自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命运与发展，已不再取决于狭小的宫廷的趣味，有偏见的政府的政治目的与专横的长官的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更广大的社会层面。继大革命中广大民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精神文化领域里，也逐渐形成“民众”这个群体井日益扩大，它成为了这个领域里观赏、阅读、议论、评判、顶礼膜拜的主要族群，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投合它的需要与爱好，就足以取得轰动性的成功，1902年夏多勃里昂的《阿达拉》就是一个证明。此书一出版，读者欢欣鼓舞，“好比庆祝一位公主的诞生”，几个月里竟再版了六次，还出现了两本效颦的小说之作，六种模仿的传奇唱本。夏多勃里昂这一“洛阳纸贵”的成功，曾使得青少年时期的雨果不胜羡慕、神往，并由此立下了“成为夏多勃里昂”的誓言。
　　如果说更多勃里昂的《阿达拉》仅仅因为提供了传奇的故事、华丽的语言、旖旎的异国风光、浪漫的意境，正投合文化消费族群喜爱浓烈风格的口味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雨果日后所提供的东西，要无可比拟地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他以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与历史场面，提供了法兰西民众在铲除封建专制主义最后遗毒的斗争中所需要对封建时代全面的清算；他以高亢雄健的声音歌唱了经历过拿破仑帝国的法国人所缅怀的民族的光荣与自豪；他以慷慨陈词，为在新社会秩序下渴望法律公正与平等的普通人群伸张了正义；他通过感人至深的人物命运，雪中送炭式地给予了悲惨世界里的劳苦人群所渴求的温爱与同情；他以体现了宁死不屈精神的诗集，为法国人民反专制政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真正英雄主义的范例；他以抒情的竖琴弹奏出真挚的心声，从对祖国的爱到对妻子儿女的爱，使法国人丰富的感情在他这里都——找到了最合拍的共鸣渠道、最完美的表述方式、最优美动听的曲调；他以瑰丽的想像、绚烂的色彩、五光十色的场景、磅礴的气势、华美的词章、丰富的诗律与法国有史以来最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给法国人众口难调的美学趣味提供了全面的充分的满足。力因为他所提供的这些，正是他的时代、社会、民众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所渴望的，他自然也就得到了他的时代、社会、民众的回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艾那尼》上演的剧场里，狂热观众不断高呼支持的口号；《悲惨世界》的问世，在巴黎立即形成了人人都在如饥似渴阅读此书的热潮，在布鲁塞尔还举行了庆祝集会；《海上劳工》所引起的轰动甚至超过了《悲惨世界》，服饰商人还曾利用它的描写来大作广告；《历代传说》的成功，使对雨果最有敌意的人也表示折服；《静观集》的出版，使雨果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一幢著名的别墅“高城居”；《惩罚集》在国外发表更成为了法国国内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人们冒着巨大的危险把它偷运进来，以传单的形式在国内广为传播……我们几乎可以说，雨果的文学创作史，就是一连串的轰动性的成功史。这是自由民主的19世纪自发的、合情合理的回报，它无须取得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机构的批准，它是作为一种滋润、一种灌溉、一种扶植、一种支撑提供给一个天才人物的，这个天才的奉献与这个时代社会的回报，互为因果，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使这个天才的身影在时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愈来愈高大，以至它几乎笼罩了整个的这一世纪。

四

　　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奇观，固然是时代社会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天才人物存在状态的结果。时代的召唤，历史潮流的引发，民族的需要，现实社会与环境氛围的条件孕育了、助产了天才人物而天才人物的素质、潜能、主体意识、自觉精神的充分发挥与高度昂扬，则直接造成了精神文化的奇观。在这个意义上，雨果如果不是惟一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观，但也要算是最典型、最完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的一大奇观了。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人们固然见过不少早慧早逝、但都留名史册的卓越才人，固然应该承认天才人物光环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生涯的长短，但不可否认，原始生命力的强盛与生存能力的持久，对天水人物来说则为如虎添翼。雨果正是这样。他活了80多岁，按保守的计算，以他诗集中最初标明了日期的诗歌为据，他的创作生涯可以从1816年算起，他生前最后一个诗集出版于1883年，而他诗集中最迟的一首诗标明的日期，则是1884年5月19日，可见仅其创作生涯就长达68年，这在文学艺术史上是很罕见的。它大大长于巴尔扎克有生之年的51岁，狄更斯的58岁，福楼拜的59岁，左拉的62岁，更不用说拜伦的36岁，雪莱的30岁了。
　　雨果在他的批评专著《莎士比亚》中，曾经把地所崇拜的莎士比亚比喻为“一匹嚣张的公马”，不论莎士比亚在体能上能否称得起这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在雨果的心目里无疑是强壮的象征，而他自己显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在罗丹的雕刻中，壮年的巴尔扎克是雄壮异常的话，老年雨果则是遒劲有力。为雨果写传记的不止一个作者告诉我们，雨果步人老年后，还健壮得可以追赶公共马车，可以爬上马车的顶层；上了80岁，他仍然声如洪钟；冬天下雪的时候，在巴黎街头行走，也只穿一件礼服，不着大衣，他自豪地说：“我的青春就是大衣。”即使在他最后一年的岁月里，附在他身上的农牧神还有找仙女寻欢的需要，而且精力充沛，强烈炽热，难以满足。只要我们透过他头上的光环与周身的异彩，就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个生机旺盛，体能雄健，存活力甚为罕见的自然人，他像一棵坚实健壮的大树，根深叶繁，挺立在法兰西的大地上，持久地不向岁月的冲击低头。“不断地繁殖，开花，结蕾，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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