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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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公元772~846）唐代著名诗人，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晚年多署名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世称他白傅、白文公。原籍山西太原（李商隐给他作墓志铭，称他为“太原白公”），但白居易一生没有来过太原。公元772年生于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东郭宅（一说生于荥阳）。又因祖父时期举家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遂为下邽人。
    唐元和十年（815）因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历时四年，后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使，官至刑部尚书。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禅、琴和大自然山水自乐，常与诗人元稹酬咏，号元白。与刘禹锡唱和，号刘白。会昌四年（844），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大中元年（846）卒，终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寺东北琵琶峰，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写了墓志。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白氏文集》71卷（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为南宋绍兴刻本，收3600多篇。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主，并参校各本编《白居易集》、《外集》并附白氏传记、白氏重要序跋及简要年谱。
    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对嘲风弄月而无寄托之作。《与元九书》是他的诗论纲领，在文中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写作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认为诗歌不能离开现实，应重视它的社会作用。他提出的诗歌理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贴近现实，语言浅近平易，通俗易懂。在他创作的诗歌中，他自己最看重的是讽喻诗。他早期的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中的不少篇章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尖锐地揭露了当政者政治上的黑暗腐败现象。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就已口耳相传，妇孺皆知。他的诗作当时在国外如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也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诗文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他的书法艺术知之者却甚少。
                                                                     
    白居易一生致力于诗文的写作与研究，书法涉及面不广，也未见到他对书法的专门论述，传世之作不多。现所留存的墨迹，见于《宝刻丛编》、《金石粹编》、《金石录》、《石刻名汇》、《宣和书谱》、《淳熙秘阁法帖》、《星风楼帖》、《咸淳志》、《苏州志》、《舆地记胜》等著录和某些出土文物。他所书的诗歌、书札、碑志等共十余种。
    从目前所看到的白居易的一些书法作品，多作于53岁至63岁之间。下面列举几种(其中引用的一些史料见张继先生的《白居易的书法艺术》）：
    作品：给元稹的书札及《春游》诗
    根据书札内容有“到杭州已逾岁时”句判断，这封信是白居易到杭州任上（长庆二年）一年后所写。约长庆四年（824），53岁。其时他正在杭州做官，心情甚佳，诗兴也浓。运笔自如，于魏晋挥洒之风中含壮年奋发之姿。《春游》一诗（原载《元稹集》）书写，乃同期的作品，书风相同，书情与诗情高度融合，堪称佳作。
    作品：《与运使郎中状》（收《淳熙秘阁法帖》）
    书写时间约为大和六年（832）11月前，诗人61岁，是写给韦应物的（根据学者顾学颉的考证）信。因系公函，所以书写工整严谨，一丝不苟，用笔结字如出魏晋。六旬之人，楷书写得很显功力，可见白居易青年时代在楷书上长期下过苦功。
    作品：《与刘禹锡书》
    写作时间约在《与运使郎中状》书札之后。因信中有“前月二十六日崔家送终事毕”句，约指大和六年（832）八月崔群去世后写成，当时白居易六十一岁，是他老年的作品。
    从书札内容看，这封信是白居易连续接到诗人刘禹锡3封信后的回信。拓本分6面，共547字，因系友人来往信件，情系笔端，没有局限一种笔体。运笔开始为楷书，后不断渗之浓情，随意之时，行楷夹杂，自然淡雅，魏晋之风飘然笺上。这在古代信札的书体中并不多见。（一般在古代流传下来的书札字体，或楷或行或草书体较单一。经常是一封信札，一种笔体）。
    作品《楞严经册》
    约为白居易晚年抄写佛经之作。作品落款“香山白居易书”可以作为他晚年墨迹的佐证。白居易是大和三年（829）回归洛阳，与香山寺结香火社缘，从开成五年（840）后，白居易诗文署名才见“香山居士”。之前，均署“太原白居易”。如在开成五年（840）在《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中写道：“佛弟子香山居士乐天”。这样看来，白居易自署“香山居士”的时间大约在840年左右开始。因此白居易书写的《楞严经册》的时间应在840~843年之间65岁左右时的作品。这时的白居易早已积毕生之所历，看到当朝党争之日益激烈，朝政之日益腐败，要想在官场中实现“兼济天下”之宏志十分困难，只好进入“独善其身”的半官半隐的生活。虽然苦于在位之困惑与艰难，但他仍在官职范围内，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实事。
    抄写《楞严经册》时白居易矛盾的思想背景导致诗人的大部分时间被禅佛生活占有，所以，在经卷的抄写上体现出老年白居易在宗教信仰上追求的相对虔诚、沉静，笔法上的丰富内蕴，笔力的凝练稳重的审美心态如清明之净水在经卷的字里行间缓缓流动。白居易官至邢部尚书《东观余论》云“乐天（白居易字）书不名世，然投笔皆绳契矩，时有佳趣”。
    对白居易书札，经卷、诗作的书法作品的评论多见于宋人，宋徽宗制《宣和书谱》评曰：“观其《丰年》、《洛下》两帖与夫《杂诗》笔致翩翩，大抵唐人作字，未有不工者。如居易以文章名世，至于字画，不失书家法度。作行书，与时流相后先。盖胸中渊著，流出笔下，便过人数等。观之者亦想见其概。”再如苏轼在《天竺寺诗序》中评曰：“先君言虔州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从宋人对他书法作品的评论，尽管白居易的传世书法作品不多，但作品中反映出深厚的书写功底，体现出来规范的书家法度，用笔结字的魏晋风范，诗文的学养、审美追求展现在笔下的“学问文章之气”（黄庭坚语）和具有个性的审美特征，确实“过人数等”，超出一般书法的审美价值。尽管传世作品不多，但影响深远，很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很多事例证明，很多诗人又同时是著名的书法家。仅在《宣和书谱》中就有唐代十几名诗人被列入书法家的行列。如虞世南、贺之章、李白、张旭、白居易、元稹、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司空图等。
    当时在科举制度下，诗歌和书法是科举的必考科目，唐太宗、玄宗不仅自身喜好诗歌和书法，也十分重视书法的规范与弘扬，这就自上而下，广泛地推动了唐代的诗歌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难怪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白居易除在诗歌、书法艺术上的重要影响外，对中国画的造型艺术也有专门的理论研究。
    比如， 他在《画记》中写道：“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迫而视之，有似乎水中了造化者，由天和来。······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其形而圆，神合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以似为工”，说的是绘画艺术形和神的关系，指的是一个想有成就的画家，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求“似”寓“神”要有艺术悟性；就得“学无常师”。要向理论的、实践的任何一种值得学习之处学习，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扎实的艺术功底。白居易自幼苦学，五六岁时就学习写诗。以后深入生活，关心百姓疾苦，向平民学习，经常把他的诗念给老百姓听。所以，他的诗妇孺皆知。同样，他的书法也体现出他年青时代受过严格的帖意法度训练，功底深厚，又加上向各种书体借鉴，所以，苏轼称他的书法艺术“笔势奇逸”。“奇”即是说白居易的书法已经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所以，白居易说的“似”就是看似无法但又有法度，长期积淀下的互补渗透，突破原有框架，多重组合形成的带有个性特征的新的审美形象，进入“无法即法”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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