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相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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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春末。当时，中国社会新旧斗争十分尖锐，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旧制度、旧传统层层因袭，到这时，已经是黑暗、反动、腐朽无比，它像一个巨大的毒瘤，长久地寄生在国民身上，禁锢着国民的身心，使国民畏惧而且麻木；另一方面，少数先驱者已经从黑暗中醒来，他们已开始大声疾呼，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并开始荷戟奋战，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正是这少数觉醒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旧的营垒中走来，对中国的历史有过深刻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一眼看穿。在这篇课文中，鲁迅深入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特点，指出封建暴君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民的愚昧麻木。在专制暴政之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有两个时代：一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前一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后一时代，是天下暂时太平的时代。中国社会，就在这“一治一乱”中因循反复，老百姓则在这两种时代中挣扎浮沉。这一结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此偏激，却如此深刻，你不得不惊叹。我们看到，鲁迅把批判的尖刀刺向了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之无处藏身；鲁迅又挥起投枪，挖出了他们的祖坟，让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幽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无处逃遁。鲁迅的论断，让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信箱作推理依据，言之凿凿，你不得不信服。鲁迅在作品中写道，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乱”多“治”少，社会“乱”时，官兵到，百姓被掠杀，强盗到，照样被掠杀；社会“治”时，百姓服役纳粮，盼望着这样的奴隶生活不被剥夺。可惜，这奴隶规则总是被一些人“撕得粉碎”，老百姓于是又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命运。翻开中国历史，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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