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中隐——浅论白居易的困惑和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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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赞善大夫任上写的另一首诗《赠杓直》更透露了他“习禅”的消息:

        世路重禄位，恓恓者孔丘。人情爱年寿，夭死者颜渊。二人如何人，不耐命与天。我今信多幸，抚己愧前贤。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况此知足外，别有所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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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体非道引适，意无江湖闲。有兴或饮酒，无事多掩关，寂静夜深坐，安稳日高眠。秋不苦长夜，春不惜流年。

这首诗首先把自己的显达与孔子颜回作了对比，认为自己在仕途上已经知足了，在此基础上，他转而追求自身安适。且看他是如何达到安适的：他放弃了翰林学士时期在庙堂和江湖（松斋）之间的游走，而是采取了“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的决断态度，从而放弃了初盛唐的隐逸方式；他又“意无江湖闲”，放弃了做个“归去卧云人”的打算。他认为，进则弃山林，住市朝，而不必悠游林泉也能够“体适意闲”安稳自足。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此种自适呢？在同一时期白居易还作有《自诲》一诗，其中有“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的句子，这种态度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多么契合。这种无为任性的方式使白居易轻易地走出了山林隐居的传统，而在尘世中找到了自性满足的方式。

如果说这是他“中隐”理论的滥觞，那么经历了之后江州左迁等一系列升降沉浮，目睹了党争中的阴谋倾轧和“甘露之变”的血腥之后，白居易权衡了利弊，终于在刑部侍郎任上“乞官分司”，“得太子宾客”而居于东都洛阳，走上了他的“中隐”之路。此后十七年,他基本上以分司和致仕官的身份定居洛阳。

他的“中隐”理论主要在他定居洛阳之初写的《中隐》一诗当中：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东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如果说《赠杓直》一诗中白居易还颇以自己的仕途得意为乐，那么，经历了人生的忧患之后的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却全然摈弃了仕途的进取，而津津乐道于“不劳心与力”、“终岁无公事”的逍遥。

从他的“归去卧云人”到“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再到“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期间的变化轨迹让我们看到白居易在经历了人生的忧患之后已然对小隐和大隐作了舍弃。朝廷党争的日趋白热化让他认识到“朝市太嚣喧”、“贵则多忧患”，另一方面，他认为小隐也太不现实：“丘樊太冷落”、“贱即苦冻馁”。于是，他选择了“隐在留司官”，过一种“非忙非闲、非贵非贱”的生活。

这种非贵非贱的心态与他仕途平坦任翰林学士时的“非老非少、非贱非贵、非智非愚”（《松斋自题》）多么相似。不同的只是为翰林时他选择的时“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的大隐生活，而忧患之后他却选择了“隐在留司官”的中隐。何以在同样“非贵非贱”的心态之下会有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呢？一个字，禅。

如前所述，在翰林时白居易走的还是初盛唐时的隐逸道路，但是退居渭村使他开始思考起人的生死与人格价值来，使他发出了“今朝不尽醉，知有明朝不？”的哀叹，于是他转向了佛教寻求解脱，寻找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土”（《画西方帧记》），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发现了禅（如果说净土是白居易的终极信仰，禅宗就是他的生活信仰，这种禅净兼修的态度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体现，如《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纪之》中说：“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南祖心指禅宗，西方社指净土）。并且他发现，禅比醉、比儒道更有效。试看他的《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十三《和知非》：

        因君知非问，诠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旷廓了如空，澄凝胜于睡。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既得脱尘劳，兼应离惭愧。

纵观白居易全集，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便是：退居渭村时他诗中的生死命题多表现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但是经过了一系列沉浮之后，我们在他任宾客分司的晚年再次看到“死”这个字眼的时候，那份恐惧已经荡然无存。他在《把酒》中说：

        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所贵未死间，少忧多欢喜。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是故达道人，去彼而取此。

他又一次“仰问天”，但是已不用天来回答。白居易以生死之疑惑而倾心禅理，但是禅理给他的却是一种“旷廓了如空”的旷达，不仅是“古今谁不死”的旷达，更是“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这样一种对仕途和人生的旷达，这使得他不惧生死，不慕荣华而转求自身的闲适。

在封建集权制度日益专制的情况下，“臣衰君强”的事实使他无奈地说出了“穷通谅在天”，于是他转向自身人格的完善，恰恰在禅宗里他找到了这样一条保持人格独立、完善自身人格的道路。禅宗的“本心清净”、“见性成佛”恰恰与儒家理论，尤其是孟子的理论如此地异路同归：本心清净相当于性善说，见性成佛相当于人皆可为尧舜，而佛性真如又相当于浩然之气。白居易看清了这一点，认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不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三教论衡》）。于是他一方面“浩气在心胸”、“唯当养浩然”（《达理二首》），一方面又以居士自称，效仿维摩诘游戏人间的态度。在这样的融合和“穷则独善其身”、“道不行则隐”的支撑下，他走上了“中隐”之路：身在仕途而又不问政治，远离流俗而又不遁迹山林。他在中隐状态下可以无身家性命之忧（即“致身吉且安”），又可以悠游玩耍，可以登秋山，逛春园，赴宾筵，恣欢言，如果要摆酷，还可以掩关高卧，并且“随月有俸钱”。；这样就免了那些终老林泉的小隐之士的孤苦，免了王维在清贫中焚香独坐的寂寞，也免了再遭左迁之祸，在激烈混乱的党争中找到了一个避乱的安全岛，真正达到了“忧喜由己”的境界。

至此，中隐思想以其居闲职全其身适其心的面目显现了出来。在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不再积极进取以求荣达富贵，而是任运随性，转而追求一种非贵非贱，处穷通之间的仕途生活。很显然，它对社会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价值观的天平倾向了个人的安适，并且在个人的安适中建立了自足完善独立的人格。

这种由向外而向内的转变在白居易关于富贵的观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说：

        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

这种论调在理学开创人物周敦颐那里得到了继承：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12]

并且白居易所怀疑的孔颜人格也成了理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寻颜子仲尼乐处”的基本命题[13]。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追求社会价值转而追求个人价值的这种转变使得儒学获得了新的能量，最终以大谈“心性”的理学的面目结出了新的花朵。而这种由外向内转变的意向正是以白居易为首的中唐士大夫开始萌生的，并且在白居易的中隐理论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五）结语



当传统文化面临着危机的时候，魏晋的士人找到了一条儒道兼综的玄学道路[14]，而到了整个封建制度由盛转衰的中唐，儒道齐一显然不再有强劲的药效，于是，禅宗在吸收了道家的精髓之后，迅速成为了士大夫的信仰。儒学在禅的影响下，“把人性的研究与心性的修养作为主题”，感染了强烈的宗教色彩，最终形成了大谈心性的被人目为儒教的理学[15]。而这种儒禅融合以及由此引起的士大夫人生理想由外向内转变的过程，在白居易的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难怪元好问要说：“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16]与号称“诗佛”的王维相比（王维是并州太原人），白居易才真正得到了禅中深味，从而走上了中隐之道，成了其后许多文人士大夫所标榜的楷模。



注释：

[1].引自闻一多《诗的唐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P87，郑临川述评，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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