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中隐——浅论白居易的困惑和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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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吏隐”的传统十分悠久，从东方朔到王维，我们看到了各种吏隐的面目。而到了中唐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士大夫积极探索，在禅宗里找到了新鲜血液，摈弃了传统的吏隐观，走上了中隐的道路。而中隐思想所展示出来的士大夫人生理想由外向内转变的倾向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心性理学。

[关 键 词]：中隐    白居易    吏隐    士大夫与封建集权    理学



法国思想家帕思卡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富有哲理的话语昭示着我们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就如同一支腹内空空的芦苇一样随时可能寂灭，但它更昭示了另一个真理：人又是坚韧与挺拔的，因为在脆弱的形体之下充填着一种精神足以支撑起完整的人格。人格自然是有高下的，正如精神有优劣，在面对纷嚣的喧闹和烦恼的尘世时，这种差别便逐渐显现了。处身于变动无常的社会之中，有人趋炎媚俗，有人清高孤傲，有人俯仰随人，有人弃世高蹈，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力挽狂澜，有人成功，有人成仁，有人狂哭，有人狂笑，每个生命个体都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坐标上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其中最能代表和影响他人的，就是代表社会心理的悲天悯人的士大夫阶层了。在文人士大夫的歌哭笑骂之中，我们穿越时空体味到了那一时代的世道人心、思想风潮，就像在一片嘈杂当中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丝响亮清脆的芦笛，使我们为之仰慕倾心或扼腕感叹。

如果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奏出的是一部抑扬顿挫的交响乐，那么中唐时期便是乐章中的一个分隔符——中唐之前，我们听到汉唐盛世鼓乐齐鸣，而中唐之后，我们听到的则是危机重重进而幽咽哀绝。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的分野，更是古今百代之分野。的确，“天宝前后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面目”[1]，这种急转直下的转变深深地决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文化的面目，不论是艺术、哲学、世道人心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从艺术乃至人格来看，最先体现这种由盛转衰情境下的士大夫典型自然是白居易。他的立身原则、思想信念、文品人格对后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他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讽喻诗”和“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运动”，更在于他在传统文化交困之际吸收了佛家禅宗思想，创立了“中隐”理论，替那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中痛苦的士人找到了一条平衡出处仕隐的存身之道，并且身体力行以自身的出处沉浮来昭示了文人士大夫在集权制度之下苟全其身的生存法则，为其后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人格典型。



(一) 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的龃龉和平衡



作为士大夫，在人的层面上总是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我。但是，这种相对独立的要求与封建集权制度发生了龃龉。

自古以来，人们对“士”的社会价值作思辨的时候，无不把“士”对集权制度的利害作为出发点。肯定“士”的积极作用的，有《墨子·尚贤》所谓“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抱持一种不乐观态度的则有《韩非子·五蠹》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集权制度认识得很清楚，士大夫阶层在整个封建链条上扮演的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一整套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之中，士大夫阶层是连接皇权与“溥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持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相对稳定，它必须绝对控制士大夫这一阶层，来保持“君君臣臣”的礼法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威严。但是，另一方面，要正常运作整个统一而又庞大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转盘而使整个社会体系免于瘫痪，又离不开士大夫阶层的参与与监督，否则整个社会必将陷于独裁化、专制化集权或敌对危机之中。于是，士大夫阶层在整个链条上充当双向调节的和事佬的角色：封建社会机制的维持与平衡要求它“不仅仅是担当皇权的执行者，而且还必须是代表统治阶级整体、长远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对皇权的抑制者”。[2]在这种必然要求之下，士大夫一方面要对皇权负责，另一方面要对整个社会体系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在这种角色中便很容易丧失自我的人格独立，丧失对自己的责任。

至此，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的龃龉产生了。皇权要求它绝对服从，而社会体系又要求它抑制独裁或专政来维持平衡，而这两者都无疑给它加了一个枷锁，使它随时可能身陷囹圄。但是这种危险跟人格堕落的危险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为了不丧失自我，保持自身的人格独立，士大夫必须从政治社会的参与中引身而退，但它所扮演的角色（皇权的执行者和抑制者）又不容许它从容隐退，这就形成了士大夫仕隐出处的矛盾。集权制度通过宗法制度礼法传统等一切所谓的权威力量来束缚压制士大夫阶层：董仲舒、扬雄、贾谊、刘向、司马迁、班固等等，无不写过自己蹇滞困顿不遇的苦闷。[3]但真正探讨了苦闷的可能出路的是东方朔。他毛遂自荐，但汉武帝却待之如玩偶，于是为了自我解脱，他避世金马门，开辟了与避世深山的伯夷叔齐等人不同的隐逸道路。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衰微，时局混乱，集权制度的约束力减弱，士大夫离心日重，一切的所谓礼法都成了抨击对象，其中“竹林七贤”对集权制度的抨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对君臣之礼与圣人之礼都作了激烈的讥讽，这种思想与庄子的“窃国者诸侯”何其相似乃尔！“竹林七贤”作为当时思想界领袖，其破坏力是巨大的，司马氏政权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对山涛、王戎等“七贤”中人待之以高位，并屡次招纳嵇康。但是嵇康终究还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而是毅然与山涛绝交，这种分庭抗礼最终以嵇康的就戮结束。[4]与嵇康相善的向秀闻到了这种血腥味，自屈于司马氏门下，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但是有时候想到嵇康，还不时有黍离之悲。[5]被迫入仕的阮籍在嵇康被害之后则时常驾车出游，途穷恸哭而返，并且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最终他郁闷而死。而此时的山涛虽然官阶日进，但也经常上表辞职，未获准，于是过起了一种“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孙绰传》说山涛语）的生活。东方朔的“避世于朝廷之间”在这里真正显示出了其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东方朔的大隐金马门带着“时不我遇”的苦闷，山涛、阮籍等人的吏隐还带着被迫在强权下讨生存的意味，那么到了初盛唐，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入仕渠道广为加宽，宽容而强大的皇权对隐士持优容扶掖态度，归隐甚至成为入仕的“终南捷径”，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隐逸成为士大夫人仕的准备和补充。士人们固然不齿卢藏用“终南捷径”所为，但是他们还是从容出入廊庙与山林，一方面身居朝堂，另一方面又雅尚林泉，而人不以为诟病。[6]此中最从容的当数王维，他身居官场，心在佛禅，世间的争斗使他意志消磨，在“亦官亦隐”中寻求生存，优游终身。

从东方朔到山涛到王维，士大夫相对独立的要求与集权制度终于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中唐的思想融合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直转而下，它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动乱导致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体系大为改变，体现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原先雍容大度的唐文化向谨慎的宋代文化转化嬗变。由此，鼓乐齐鸣的盛世之音转而进入变奏期，这个变奏期长达数百年，直到理学确立起统治地位。

安史之乱深刻的教训使得集权制度日益走向独裁专制，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独立地位在初盛唐时建立的和谐统一平衡关系已经烟消云散，恩断情绝。于是，在如此深刻的危机之中，一部分清醒理性的士大夫对人生与社会重新审视，萌生了一种试图挣脱传统框架束缚的意识。然而，强势的文化传统在士大夫头脑中构筑了一道防守的篱笆，使得他们又囿于传统的根深叶貌不能自拔。这种向传统回复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惰性力，一方面使得士大夫想回到传统中去寻找新的治世良方和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又使士大夫在吸取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自觉地把外来文化纳入传统文化体系来进行审视取舍。具体到中唐来说，老庄作为道家的始祖又被抬了出来，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却很中国化地以“禅”的面目遍地开花，儒家在庄禅的扶持之下也渐渐脸色红润了起来。

道家文化在唐朝已经世俗化为道教了，而道教在李唐王朝得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于是便有方士故弄玄虚，宣扬长生不老之术。这股社会风潮也使白居易怦然心动。被贬江州时，白居易在庐山草堂与炼丹师郭虚舟烧丹，垂成而败。但直至晚年，白居易仍对炼丹颇有兴趣，有诗名为《烧丹不成命酒独酌》；可见丹药始终未炼成，服食成仙之说也始终未曾确信。他有许多朋友都酷信道教，有的甚至服食了所谓的丹药，但是却并未见有任何长生征兆，倒是“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思旧》）他在《海漫漫》一诗中更直截了当地批判了道教神话的虚妄，说自古以来，多少人采药、祈祷，何曾有过应验？你看骊山顶上茂陵头，秋风吹，衰草长，何曾有人长生不死？“何况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于是他不再执着于粗俗鄙陋的巫仪方术，而是真正从“玄元皇帝五千言”着手，从庄子着手，回归道家来吸取传统道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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