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鬼》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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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记 】这是女儿的一份大学作业，虽然学的经济学，但对文化颇有兴趣，老师给了最高分，我们都感到高兴，张贴于此！  

    人类对于美的不懈追求可以追溯到天地苍黄、宇宙洪荒的时代。在人类仍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上古岁月里，他们对美就有了一种原始而懵懂的感悟。包括对线条与色彩的偏爱，对舞蹈与乐声的把握等等，人们很早就懂得将自己原始而强烈的情感与对天地宇宙的膜拜和敬畏相结合，一点点形成自己的审美模式。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审美来源于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观念、理想、意义、状态）向诸心理功能特别是情感和感知的积淀”，是“感知愉快和情绪宣泄的人化，亦即动物性的愉快的社会化、文化化”，“强调自然感官的享受愉快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的交融统一”。

    也就是说，人们对美的感知，是在岁月中不断劳动、不断积淀的结果。因此，这种感知必然带有文化的烙印和地域的特色。

    纵观华夏五千年的漫漫文化星河，不乏闪烁华星。在西方民族尚未开化之时，国人的智慧和美学情调就已经光华初露，并且毫不生涩。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华夏文明在这个民族成长的不同时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与此同时却又不失其发展的连续性。似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生俱来的具有美学与诗性的特征。即使在久远的年代，那些神来之笔、俊彩之辞也丝毫不逊色于后来，反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与后世之作交相辉映，共同打下中华文化的缤纷底色。尤其是文学，真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深知诸多古今大家终其生命都在中华文化漫漫长河中探索，沉醉于对它的美学价值的探讨和感悟。如我之辈，必难窥其一二，只能凭借一点原始的感触，拾人牙慧。我所着眼的是屈原的《山鬼》，这虽然不是屈原的传世之作，但其中不难窥见个人性、时代性乃至民族性的美学特征。以下，将结合古今大家之言，从些微几个方面略谈谈我的一点思考。

    《山鬼》取自《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一般认同宋代朱熹的观点：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而《山鬼》就是祭典上女巫扮作山鬼进行祭祀时所唱的祭歌。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对民族文化发展颇为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巫术思维。

    美学家爱德华巴拉德将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分为巫术的、神话的、文明的这三个阶段。巫术曾是人类一切文化的雏形。人类学家弗雷泽也曾把巫术说成“一种早产的艺术”，不无道理。

    所谓的巫术思维其实来源于人们对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敬畏。而这种对虚构的神灵世界的巫术支配或崇拜想象，把个体分散的感性存在和活动有意识的联系起来并规范化。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到过，“巫术礼仪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明和符号生产”。在神秘的巫术礼仪的面罩下，动物性的本能游戏、自然感官和生理情感的兴奋宣泄与社会性的要求、规范、规定开始混同交融，彼此制约，相互渗透，形成一种融合了智力萌芽和本能情感的宣泄抒发。“从心理机制上讲，巫术是人类高度自我中心的产物，是人用情感图式同化外在世界的一种顽强的已知。将现实向自我中心式的欲望同化，遵循一种情感逻辑，通过类比和认同两大虚构性原理将自然同化为人类形式”。而这恰恰奠定了民族性的审美基调。正如前苏联美学家莫卡冈所指出的，“巫术思维只能是一时的更加深广的形式派生出的，这种形式是同逻辑思维在一定的平行状态中发展的，同逻辑思维的区别在于，对它来说，反映和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世界，人化的世界，有灵性的世界，被视为同人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世界。我们有足够的依据吧意识的这种形式称为艺术——形象的形式，因为古人的全部艺术活动正由它产生出来，且它至今仍是艺术创作的土壤。”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更是决定了巫术精神在民族意识中的重要地位。农耕文明强化了自然界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自然在昭示其对民族生存繁续不可抗力量的同时，也在先辈的骨血中深深植入了鬼神信仰。人们相信人与动植物乃至周围其他事物间存在神秘的联系。他们凭借观察和想象揣测和创造出一种别样的智慧。这种智慧具有敏锐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维柯称之为“诗性智慧”。人们在对鬼神世界不断臆测和猜想的过程中，添加了诸多的凡俗色彩和想象。虽然夏商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日益淡化了巫术色彩，但从思维结构上讲，其整观宇宙和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却一仍其旧，并未改变。即使是在今天，国人还是抹不去血液中对神灵世界的一种淡淡的敬畏和景仰。

    殷商文化是一种巫术文化。商人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神，崇神、敬神、侍神、祭祀神、娱神中求得“神人以和”。楚国文化一方面受到殷商文化浓烈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又受到直接弘扬周文化的儒家文化影响，有一部分理性自觉。这种人性和人本意识的觉醒过程，在楚辞特别是屈原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可以说，这一过程首先呈现在九歌中。

    九歌有着浓烈的远古文化的遗风，并将神与神、神与人间的爱恋作为主要内涵。这样的描写，在体现人们对于神的未知世界的敬畏向往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神的世界与俗世的距离，将现实生活映射到神的世界之上，显现了人们意识领域中敬神与颂人的交和，神的世界世俗化从而带有鲜明的凡俗烙印和娱乐性色彩。

    我认为，巫术思维一方面奠定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的根基，另一方面，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世俗化的鬼神世界因其可想象却不可达到的特征而与现实生活保持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心理距离。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曾经仔细研究过“心理距离”的原则。布洛提出“距离的矛盾”说，指出：创造与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只有保持不即不离才是艺术的最好理想。托马斯曼也提出，“生糙的热烈的情感向来是平凡的不中用的……强烈的情感并无艺术的意味，艺术家一旦还到人的地位在情感中过活时，就失其为艺术家了。”这一观点也是为朱光潜先生所推崇的。他认为，美感经验在于“无所为而为的欣赏形象”。他把欣赏着对于所欣赏事物的态度分为“旁观者”和“分享者”。旁观者设身事外，分享者设身事中。他认为，分享者往往因为失去我和物中的合理距离而无法享受应有的美学体验。艺术的美感在于理想而非实用的，但又同时不能过分脱离现实。要达到这一点，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剪裁，时间和空间的调整来实现。

   就《山鬼》来讲，首先，它的巫术仪式和神话背景就使他与审美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虽然表现的是人们极为熟悉的思慕恋人的情感，距离似乎很近，但当这样的情感若是发生在神与人之间，就拉开了与现实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这种近似神话的故事凝聚了人性纯真、幻想美丽的诗意表达，虽然迫近现实生活，富有人间趣味，但因为蒙上了神秘飘渺的色彩，一方面轻灵奇巧、自由奔放，另一方面也因其无法实现而带有悲剧性的美感。

    除了这种题材上的优势外，作者的布局与剪裁也强化了这种距离感。山鬼的出场被置于远离人群的山势曲折处，虽如凡俗少女般娇俏明媚，流盼含情，但她却是香草为衣，奇兽为友，长居山林，披风带雨而来，不似凡人。可她的爱情，她的思慕，她的埋怨和怅惘又让人熟悉的仿若邻家怀春少女，忽远忽近之间，使得整个作品在若即若离之间美感自现。

    当然，本文的美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保持恰到好处的心理距离。正如人们提到屈原的文章时会普遍称颂的那样，他的作品呈现了楚辞浪漫主义精神和瑰丽质朴的文风。

    文韵和谐词采华丽向来是屈原作品的一大特点。正如刘勰所言，“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屈原在辞藻的雕琢与运用方面，一向华丽而大胆。令人目不暇接的美丽的词语，抑扬顿挫、意韵绵长的唏嘘，富有楚地风味的句式流转，行云流水间激扬澎湃，荡气回肠。令人读来，只觉得余音绕梁，唇齿生香。

除此之外，想象瑰奇伟丽，也是屈原的作品向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地方。屈原思想领域的张力极大。他升天降地，飞游天国，周观八荒，横贯古今，靠的都是大胆丰富而奇特的想象。

    这种瑰丽纵恣的想象力使得屈原的作品画面感极强。

    撇开这两点，我更想探讨一下屈原作品中的悲剧情怀和死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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