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病入膏肓多少人看不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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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的尴尬
　　付出了昂贵的上学费用，经历了四年或更长时间校园生活的学生，毫不容易拿到学位后，曾经作为中学“佼佼者”的大学生，在走出校园时，他们能否被社会欣然接纳呢？
　　现实并不乐观。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新的失业群体——大学毕业生群体正在形成。
　　甚至有专家指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投入”与“产出”之间严重不对称，在一定层面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
　　国家有关部门日前下发通知，严格限制高校扩招规模。此举被业界一些专家认为，除了“适当地控制招生数量，而将重心放在抓高等教育质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于20XX年6月对包括东、中、西部地区16个省份的34所高校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毕业生毕业时真正签约者仅为33.7%。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宝元认为，这固然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精英教育”模式造成的大学生的精英心态，不愿把自己视为“普通劳动者”有关，但国家教育等相关决策部门，同样应该需要从决策层面上进行反思。
　　“扩招是政府行为，学校不得不服从，而学生的就业却是高校必须面对的一个市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入口上的招生指标分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分配手段，高校的自主权很少，不能很好地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招生人数。但在就业率上却要接受市场考验，这样高校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位教授告诉《小康》：“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量。从整个国民素质提高的层面来讲，目前我国的大学生人数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现实正如这位教授所说，虽然，我国近几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急速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基本在19%左右，但是相较西方一些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有资料显示，美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是81％，韩国是66％-67％，台湾是55％。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在50％左右。
　　“我觉得从决策层面来讲，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政策来硬性限制扩招，需要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发展结构和教育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而是应该进一步拓宽教育的现有模式，加强高校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规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香山街道办事处的高先生告诉《小康》。
　　高先生指出，目前大学生“热衷”于公务员这一职业，甚至通过考研等一些方式来延缓就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的“社会需要度”的怀疑心理，值得教育界认真深思。“高校怎样为学生提供好的教育产品，换而言之，就是怎样让我们的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需要达到高度统一，而不至于出现‘社会所需人才’‘社会所需技能’和‘学校所育人才’‘学校所学知识’严重脱节的问题。”
　　他主张，国家相关部门要在政策等方面铲除学生就业的“隐性障碍”。“比如说，依靠关系走后门的不公平就业方

式就要坚决杜绝，同时，出台政策性的优惠措施鼓励用人单位使用应届毕业生，打破毕业生在就业时的户籍限制，为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贷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使得学生能在有多样化选择的情况下顺利就业。”
　　大学是什么？
　　1854年，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会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
　　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表的开场白：没有任何一个机构配得上称为大学，除非这个机构能够为想要学习任何一门科目的学生提供自由广阔的天地，令他乐此不疲。
　　现代化刚刚起步时，西方主导思想 ：大学应该是一个教化的机构，目的是培养颇有学问的青年绅士。
　　爱因斯坦：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作者丁学良：大学(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即“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所以大学从它诞生的那一日开始，它的精神气质就是“普遍主义（普适主义）”。（ 采写/《小康》记者 高艳 见习记者 张蕊）
　　“有知识没文化”之忧
　　——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
　　20世纪，大学生中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如今的大学生，人文素养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此，《小康》独家专访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仪深有研究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彭林先生。
　　《小康》：一般意义上来说，学校就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特别是高等学校高知云集，培养的也是未来的高级人才。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彭林：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比较忽视人的素养、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教育。上大学的目的普遍是为了个人将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一旦出了国，就不想回国，一旦毕了业，就拼命挣钱，过好日子。至于民族的发展、社会存在的问题，都与自己没有关系。目前，大学生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这是非常可悲甚至是可怕的现象。
　　《小康》：在“有知识没文化”语境下，“知识”、“文化”具体指什么？“知识”和“文化”是怎样一种关系？按您的观点，怎样才算是“有知识”、“有文化”？
　　彭林：“文化”一词，当前全世界都在使用，但是它的确切含义，至今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来。总体而言，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它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有特殊的内涵。古人认为安定天下有文治和武功两种方法。《礼记》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在

天下大乱的时候，需要用武功来吊民伐罪，安邦定国，例如武王伐纣。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要靠文治，就是用道德理念来教化民众，例如文王所做的那样。
　　“文”这个字，在古文中通常是褒义词，例如《尚书》和《诗经》里的 “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通常讲的“文教”也是文德之教。
　　而知识主要是指具体学科的知识，例如物理知识、医学知识、文史知识等，是偏重于记忆性、技术性、职业性的知识。
　　文化不然，文化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的，是要成为生命体中的灵魂的东西。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的特点，但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行为。
　　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文化。
　　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如何，是浑浑噩噩一世，还是行尸走肉、饭囊衣架一个？取决于文化的有无与高下。
　　《小康》：您认为，造成“有知识没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彭林：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主要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
　　另外，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全社会提供高福利的程度，就业的竞争比较激烈，而高学历者选择的机会较多。这些都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有责任，我想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还有多少学生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有的政治教育偏重于理论，对于学生的人格教育注意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结果造成了“两张皮”的现象，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造成了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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