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病入膏肓多少人看不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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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将学校教师划成两块，一块是政工干部、思想工作队伍，是专门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的；另一块是专业教育师资，专门负责学生的业务知识教育。我认为这种划分是很幼稚的。我国的传统就是教书育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道正了，授业和解惑才是有意义的。学校应该要求教师都必须树立“传道”的意识，怎么可以让一部分教师放弃传道的责任呢？
　　我在内地和香港都参加过招生，差别非常之明显。香港的学生在自我陈述时，总是首先介绍自己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帮助过多少有困难的人，语气都很自豪，在他们准备的材料里，往往是各种做义工获得的证明和奖状。由此可见，香港的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和关怀社会的意识。而内地的学生在陈述时，几乎都是自吹自擂的自我推销，夸耀自己的成绩如何优秀，在全国知识竞赛中得过第几名，几乎没有人会谈到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这种反差，令人感慨无比：我们究竟是在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
　　《小康》：我们这个

民族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有人认为这套文化的核心是“礼”。您认为“礼”文化在培养“有知识有文化”人才方面会有哪些作用？
　　彭林：任何一种道德，只有是可以操作的，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否则就是空道理，或者是无补于世的空话。中国古代的贤哲，把道德理念分解为各种形式的礼，比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恭敬谦让、文雅相待等都是通过礼体现的。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它所蕴含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可是如今连最起码的礼仪都没有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了一句口号，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礼是要践行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履也。”
　　《小康》：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就是说，怎样做才能培养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
　　彭林：“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从人的发展来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主要的。
　　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一个有阶梯的，有教育的，有人文理念的。知识可以在学校中获得，即使你获得了硕士学位，即使你拿到了博士、博士后的证书，这仅仅只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学位的高度，但并不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中国文化经过了五千年的沉淀，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心血，它具有深刻而悠久的历史底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才能使其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而不是一味的模仿。离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文化传承，文化体制，发展的阶段，工业管理的科学是非常荒谬的事。
　　必须在大学里面推行通识教育。学校要让学生关注专业之外更为重要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对法学、伦理学等有所了解。没有社会关怀的专家走向社会，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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