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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庄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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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庄子》研究汉代研究过《庄子》的，从现有资料看，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家。

　　《淮南子》《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大约在汉景帝时期。《淮南子》对《庄子》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在先秦学术分野中，为《庄子》作了新的定位，即把《庄子》与《老子》更紧密地联结到一起，认为庄子与老子思想可归为一派。《淮南子》把庄子老子学说，合称为“老庄之术”。在《淮南子》之前，论及庄子在学术分野中的位置的，有两部书，一是《庄子》，一是《荀子》。《庄子·天下》把天下学术分为六大派：墨翟、禽滑一派，宋、尹文一派，彭蒙、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桓团、公孙龙一派。

　　《荀子·解蔽》列举了七个并立学派，即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和孔子。两书都把庄子列为一个独立学派，并不与老子联称。至于老子，在《庄子·天下篇》，是与关尹联称为“关尹老聃”，而在汉初，则通常与黄帝相联，合称“黄老”。把庄子与老子合称为“老庄”的，发端于《淮南子·要略》：《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调整庄子在学术分野中的位置，在《庄子》学演变史上是一件大事。调整庄子在学术分野中的位置，实际就是调整了研究庄子的视角。当然，“老庄”联称，也改变了“老子”研究的视角，在《老子》学演变史中也是一件大事。由“黄老”联称变为“老庄”联称，这与汉初的政治局势有密切关系。

　　萧何、曹参以“黄老”思想治国，收到了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实效。但到文帝后期，特别是景帝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局面则日趋动荡。

　　“黄老”无为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挑战。人们逐渐感到，需要变换治国指导思想，“黄老”应从治国主导思想的位置上退下来。“黄老”思想，实际主要是老子思想。战国晚期，人们日益厌恶社会混乱，呼唤倡导无为清静的老子思想出来主持大局。为了显示老子思想的政治有效性，于是请出传说中的古帝王黄帝来与老子联手救世，借黄帝之名，增强纯学者老子的政治操作的可信度。于是出现了“黄老”的联称。所以，“黄老”联称的出现是老子思想介入实际政治活动的标志。

　　景帝时，老子思想的实际政治有效性既然受到了怀疑，理所当然，“黄老”联称的合理性也就受到了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老庄”联称。《淮南子》学术团体的《庄子》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息息相关。用“老庄”联称取代“黄老”联称，等于宣布老子思想退出实际政治，起码，要从萧、曹时期以来所居的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位置上退出。当时政治思潮的这种变动，《淮南子》这项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发布，对《庄子》学的走向，对《老子》学的走向，都有大影响。

　　对《老子》学，“黄老”之称虽然还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整个汉代都存在），但其具体含义已变。在“老庄”联称出现以后，“黄老”的政治性逐渐变弱，学术性日益增多，“黄老”一词，逐渐变成对于一种立身处世模式的称呼，后来，还成了一种宗教思潮的称呼。黄老思想，本是一种积极入世思想，自从“老庄”联称，在人们心目中，老子又笼罩了一层来自庄子的避世思想薄雾；庄子思想，也获得了一片来自《老子》的广阔深远的背景。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中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实际是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位思想家合传。其中，《庄子列传》是庄子身后第一篇比较系统的庄子传，反映了司马迁对庄子的研究成果。它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对庄子思想作了一个扼要判断，一是指出了庄子的学术渊源。《庄子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义》、《盗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要亦归之自然”，是《庄子》思想核心。“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是说庄子思想来自老子，是老子思想的发展。《淮南子》只是“老庄”联称，司马迁则进一步具体指出，庄出于老，“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这是对庄子思想渊源，对庄子、老子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论断。在《庄子》学发展中，司马迁这一论断，是重要里程碑之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崇尚道家的学者，司马迁的庄子研究想必受到过司马谈的影响，和《淮南子》也当有一些关系。《汉书·淮南王传》说，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撰著《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汉武帝时，“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内书》，即《淮南子》。“爱秘之”，则是不予公开流传，而收藏于皇家石室金匮之中。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迁为太史令后，曾“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由此推断，司马迁当读过《淮南子》。若是这样的话，则司马迁关于庄子思想“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论断，以庄子与老子合传的构思，可能都受到过《淮南子》“老庄”联称的启发，是对《淮南子》研究成果的一次重大推进。

　　班嗣班嗣是两汉之交的学者，是班固的从伯父。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到了班嗣的学术倾向，转载了班嗣写给桓谭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班嗣对《庄子》思想的看法，这可看作班嗣《庄子》研究的一则提要。现将《叙传》有关文字摘录如下：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桓生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干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挂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如此。班嗣对庄子精神的把握是与司马迁在《庄子列传》中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和《庄子·天下》中说庄子“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相一致的。班嗣也有自己的特点，他强调了庄子与周、孔之异，要求严格划清界限。这是因为班嗣所处时代，独尊儒术的氛围浓烈，在这种氛围中《庄子》学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那就必须要严格遵守与周、孔的分界。班嗣强调的，是庄子的避世倾向。《淮南子》以“老庄”并称，宣告庄子接应老子，接应老子从实际政局中撤退出来；而班嗣的话，则标志这一撤离基本告成。所谓“基本告成”，是说从此以后，信奉老庄者，不以指导国政为主要方向了。但这并不是说从此信奉老庄者都绝对要脱离政治活动做隐士，而是说，他们在从政之外，有了更多的人生取向，而且，在多种取向中，主要的，不再是从政，而是归隐。这种取向的多样化，取向重点的转移，对于《庄子》影响领域的扩展，有促进作用。

　　班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庄子》列在“道家”，在“道家”小序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

　　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在《诸子略》的小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班固列《庄子》于道家，这里对道家的评论，应当看作也包括了对《庄子》的评论。这是班固对包括《庄子》在内的道家说研究的结论。

　　《艺文志》是删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之要，所以《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论，既有班固的观点，也有刘向父子观点，是集体研究成果。班固的评论，是只就政治学这一角度评论道家的。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老子、庄子著作，特别是老子著作，是有政治学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在西汉二百年中，已经逐渐减退。时至班固时代，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其主要影响方面，已不是政治实践，而是个人处世立身规范。这由班嗣致桓谭书不难推想而知。就这层意义上说，可以认为，班固的评论，没有反映出《庄子》学的最新动态。当然，班固的评论，对于人们了解道家（包括《庄子》）的由来，了解道家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对于道家原有的政治学意义的了解，还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二汉代的《庄子》影响在汉代，有哪些人读过《庄子》，并受它的思想影响？一般来说，这可以从他们说话或写文章引用《庄子》的情况得到反映。

　　现举其要者如下。《汉书·贾谊传》载《吊屈原赋》云：“谓隋夷溷兮，谓跖廉。”“跖”指“盗跖”，是《庄子》中的寓言人物，见《庄子·盗跖》篇。《汉书·贾谊传》载《服鸟赋》有云：“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此语出于《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汉书·邹阳传》载阳《上梁王书》有云：“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见《庄子·盗跖》篇。《春秋繁露·王道》云：“故明王视于冥冥，听于无声。”此语出于《庄子·天地》：“视乎冥冥，听乎无声。”《盐铁论·大论》大夫曰：“有似……孔丘以礼说跖也。”此典出自《庄子·盗跖》篇。《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其《言封禅事》云：“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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