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名作欣赏》·一个小囚犯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但是再往下，“教我出来”这一中心意向却被严重地模糊化了。在这里，“我”承认──不管是不是违心地──“妈妈”以前把“我”关在家里的理由的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并且在这个前提下，重新提出了“放我出来”的要求，因此，它不过是“我”向“妈妈”所做的一次委曲求全的妥协。那种“放我出来”的意向和意志，在这里是怎样被模糊和弱化了啊！但是，“妈妈”却并没有因为“我”的妥协而彻底地撤掉自己的防线：

　　可以放你，但你又上那里找这样一个伴儿呢？

　　“妈妈”是极其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是被关在屋里，也就喊不出“放我出来”的话来，因此，能在屋外陪“我”好好生生的玩耍，还唱嘹亮的歌儿的人，大概是不会有的。因此，“我”还得继续呆在屋子里去等待、等待。

　　结局是带有悲剧性的：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快出来罢！”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到没有。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觉察到“我”改变“游戏规则”获得自由──对于我来说，对够跨出家门就是获得自由──的企图。“妈妈”为“我”制订的“游戏规则”是：在家里玩，同人家的孩子们一样。而如果“我”把这条“游戏规则”变为：同人家的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玩，那么，“我”就有获取自由的可能。然而，这里面已经隐含了悲剧的原因。“妈妈”的权威从本质上讲，是不需要逻辑、证据之类的支持的，任何理由在她那里都只是维护权威意志的工具，因此，这种工具性的理由可以有无限多个，也可以只有一个，即它自身。而“我”的那些理由，虽然都实实在在，似无不见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能够不垮在权威意志的面前。我们可以反问一下：难道呆在家里衣服就会永远一尘不染吗？难道“妈妈”能够在屋外做到这一点吗？难道有病就不可以走出家门吗？显然，“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由，而且更是意志，个人的意志。这里需要不是理由与理由之间的较量，而是意志之间的决斗。“放我出来”这一诗的主题所表达的是对于人的自由天性及对于自由天性的尊重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尊严所系。如果有谁想把它剥夺或者它已经被剥夺，那么，仅仅去找那些它不应该被剥夺的理由又有什么用？剥夺者本身是不需要剥夺的理由的。这时，需要的仅仅是在这人的自由天性上生长起来的意志和意志鼓动下争回自身尊严的斗争，哪怕会因此“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世界本来就是头脚倒置的。

　　本诗在情感与形式之间，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这种态度带来了本诗结构与主题的悖谬性的特点。诗中的叙述主体是“我”，叙述内容表现为“我”与“妈妈”对话的展开。在这一对话过程中，由于各自意向的不同，同一项论据可以来证明不同的命题。这一点，无须再作解释。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论题左右了论据，还是论据驾驭了论题，所以，我们在论据本身所呈现出的悖谬性面前茫然失措。当可以同时用同一种理由去证明两件截然不同的事物的存在合理性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除了毫无真实的惊悸之外，还能有什么？！因此，诗的“放我出来”的主题；就在这种世界的悖谬性面前显得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我”所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原则，不是妥协，而是斗争。“我”虽然被关在家里又哭又闹地叫着要出来，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我”所追求是属于“我”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属于我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人的自由天性，所以“放我出来”就成为对于恩赐的乞求。既然“放我出来”成为乞求恩赐，那么，同样，将“我”放出去之后，“我”如果再想回到屋里，同样得要求别人再次恩赐于我。诗的内容就这样地把主题建构起来同时又把它消解掉了。有人认为，《一个小囚犯》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我同意这一看法。不过，我更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那个时代为历史所具体规定了的个人解放、个人主义的历史特性。不知道对于《一个小囚犯》的分析，是否能够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