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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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ai，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chun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    

 (林非,   3/26/00 6:43:16 AM)

若干必要的澄清

林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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