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念》——谈《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类比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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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先生1941年10月16日作《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该文用一句话概括鲁迅毕生的文学事业——“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中的芝兰”。《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提到的五位“中国很好的青年”，该是鲁迅“培养人性”中最出色的几棵“芝兰”吧。这五株“芝兰”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感召力，我以为与作品恰当的类比手法不无关系。
    柔石“台州式的硬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起了方孝孺，觉得很有些这模样的”。这是文章的第一次类比。方孝孺是一个固执的具有正义感的人，因为不肯替燕王朱棣起草即帝位的诏书而被杀害。燕王威胁道：“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豪迈地说：“即诛十族何妨？”当缚其弟孝友至，他潸然涕下。孝友作诗曰：“吾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鹤，旅魂依旧到家山。”方氏家族被杀数百人。这段文字表现了方孝孺、方孝友兄弟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硬骨头精神。“台州式硬气”，并非专指孝孺一人。鲁迅只提到他的名字，不过以他作代表罢了。方孝孺深深地知道顶撞皇帝是要砍脑袋的，燕王已明确告诉他：“诛九族”。他毫不在乎地说“即诛十族何妨”，使亲友做了无谓的牺牲，这确实“颇有点迂”。朱棣主政，“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病后杂谈》）而“闻名”天下，鲁迅用孝孺类比柔石，以朱棣类比独夫蟊贼蒋介石，虽没有明指蒋介石“以剥皮始，以剥皮终”般凶残，但懂得历史的读者，看了这个类比，蒋介石何等人也，也就不难想见了。这就是“台州式硬气”要告诉我们的内容——这无异给国民党当头一闷棍，无情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让他露出刽子手青面獠牙的真相。
    再看第二个类比。当作者受到反动派追踪，通缉，作品引用了《说岳全传》里高僧坐化的故事。高僧即道悦和尚，他力劝岳飞出家，免遭秦桧毒手。这便触犯了当时不成文的法律，被官方捉拿。“当追捕的差役刚走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一方面说明了被捕者的无辜，控拆了当权者的可耻，另一方面，作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斗争方式：“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逃走”是反语，是“壕堑战术”的形象化，“打仗就要象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躲在自己的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前进。”一个“躲”字，形象地说明与国民党作战，必须有坚韧的精神。要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敌人用激将法说‘你敢走出来’，你居然走了出来，那么，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这一类奸计的人，总也不肯，也不会韧战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段话正是鲁迅对敌作战以退为进的具体表现。
    为了讲清鲁迅的“壕堑战术”、“韧”的精神，《两地书》里有两段话说得很精辟，其一是：“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6页）其二是：“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下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1页）
    这两段话把鲁迅“我不是高僧……我于是就逃走”的心思和盘托出了。从而在读者面前耸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智勇兼备的英雄形象——鲁迅！
第三个类比，即用德国进步的版画家比拟作者，鲁迅为了纪念失去的“中国很好的青年”柔石、白莽，为了表达对柔石母亲的无限敬意和景仰之情，在《北斗》创刊时，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名为《牺牲》的版画登出来，“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鲁迅十分尊敬这位革命母亲，对她失去儿子柔石表示深切哀痛，“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是的，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化悲痛为力量，猛烈攻击这群食人者，才能结束这苦难的历史。
    这个类比，是用版画家类比作者，用版画中“悲哀地献出她儿子去的”双目失明的母亲，类比柔石双目失明的母亲，用那“献出去”的儿子比柔石。然而木刻中“双目失明的母亲”尚知道“她的儿子”已经“牺牲”，而柔石的“双目失明”的母亲，“还以为她的儿子仍在上海从事翻呢！”作者强调指出：“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意思是他的——革命的母亲仍蒙在鼓里，这真是莫大的悲哀！作者心头的悲哀，中国社会的悲哀，透过这幅木刻全说清楚了！
    第四个类比，用斐多菲《生命与爱情》的思想境界比拟革命者白莽即殷夫的革命高于一切的伟大品格。诗人以生命、爱情、自由三者之间的抉择，突出他酷爱自由的性格，不自由毋宁死的强烈感情。用生命与爱情来烘托自由的珍贵，意义多么深刻。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里，肯定能引起失去自由的人们强烈的共鸣。这首诗从匈牙利走到中国，证明它有多么大的普遍意义。诗人写下这首诗，不自觉地在制造自己的形象，不是用色彩和线条，不是用文字描绘，而是凭直抒胸臆的感情来显示。一个来去无牵挂，光明磊落的革命志士的高大形象从壮怀激烈的境界中升起！这诗中的形象就是斐多菲！就是殷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作者在第二节里提到的“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事，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样的好青年，“他的身上，中了十弹！”难怪作者要质问，要怒吼——“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第五个类比，鲁迅在不能继续写下去的悲愤中，引用了《思旧赋》：“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这是何等复杂而真挚的感情。《思旧赋》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子期的作品。他的好友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他悲愤地写下这篇文章来纪念他们。由于当时处在司马昭政权的高压下，不能畅所欲言来表达自己的哀思，文章写得短而隐晦，这种无法写下去的情感和鲁迅当时“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心境多么相似，鲁迅在这苦难的，梦一样的日子里想起了向子期。这是用向子期比自己，用司马昭比蒋介石，用嵇康、吕安比五位被暗杀的青年作家。
    作者心里尽管悲愤，社会尽管黑暗，但作者深深地知道：“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焚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唐弢《琐记》）。因此，作者说：“我不如忘却……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
    

傅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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