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忆朱光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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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光潜先生基本上是一个教授学者，那么对他的评价主要应根据他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成就，而不应主要根据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倾向。在这个课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巴尔扎克即是卓越的范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他们并不因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保皇党而贬抑他作为小说家的功绩。我这个聆听过朱先生教诲并获益匪浅的学生，直到多年之后，才醒悟到青年时代的偏颇，应重新认识自己的老师。 
     
    在学生时代，我和朱先生没有私人交往。离开大学后，更难得有机会谋面。尽管如此，对朱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仍是关注的。这与其说主要出于师生之谊，勿宁说由于朱先生是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际遇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动向。在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过一阵美学热。这个美学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美学批判较诸其它领域的大批判，学术气息多一点；大都仍保留着大批判文章的那种粗暴专横以势压人的浓烈时代色彩。名为学术讨论，实质是政治批判。倒是从朱先生发表的自我批判的文章中，我看到一个年事已高的学者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并剖析自己。为此他甚至重新学习了一门外语，俄语。那个年代，俄语才是最革命的语言。朱先生的自我批判，决非那种仅仅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表态以求过关的文字，而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体系清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在学术上的严肃性和真诚性给我印象深刻。其时我自己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也经常磕磕碰碰，不时处于悬崖边缘；对老师作为大批判靶子的处境，多少有所体会。 
     
    1966年神州大地刮起了一场超级政治风暴，我也被时代潮流裹挟，来到母校进行再学习。这次学习真正触动我心灵的，并非文海战术的大字报，却是在北大广场上，一批被揪出来示众的“反动学术权威”。示众的教授中我认识的不止一位，迄今记忆清晰的则只剩下朱光潜先生一人了。他们身上是否挂着大牌子，已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没有戴高帽子，因为朱先生这一次给我留下的深刻形象，是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这个画面激起了当年曾对他抱有成见的学生的深切怜悯和同情，并对这种亵读人性尊严的野蛮行径本能地反感。一个如此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力图脱胎换骨的知名学者，何以批判武器之不足，还需要动用武器批判呢？他究竟有多大的罪孽，非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新时期到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朱先生恢复了他的教授学者的身份，而且似乎被尊为一个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学的理论权威。 
     
    从80年代初始，我从事中国电影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时我才认真研读了朱光潜先生一批主要的译著。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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