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尝房龙的真正人文主义盛宴

  在美国作家中，像通俗历史作家房龙那样能使其名字在几代中国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很多。

  中国出版界对房龙作品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房龙已因《人类的故事》而一举成名。而最早的房龙作品的中文译本也正是《人类的故事》。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了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分上下两册。曹聚仁认定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即是房龙，而他读的正是沈女士的这个译本。1927年至1933年间《文明的开端》一书以《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等为名至少出版了4种译本。其中林徽因的译本颇受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作序，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郁达夫在序中盛赞房龙的写作手法。《奇迹与人》的译本由黎明书局于1929年出版，书名叫《万能的人类》，伍况甫译。《人类的家园》（即《房龙地理》）1932年刚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次年国内就出现了3个中文译本，其中有傅东华译的《我们的世界》（新生命书局版）及陈瘦石、胡淀咸译的《房龙世界地理》（世界出版合作社版），徐懋庸当时写的杂感中称自己将傅的译本是当作小说读的。后来因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对房龙的热情自然也就降到冰点。虽说《艺术》一书在美国再度畅销，但照施蛰存先生的说法，当时"中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直到1939年，世界书局从总厂的废墟里找出先前未及印刷的《圣经的故事》的纸样，为房龙的这部旧作出版了中文译本，译者是谢炳文。译者本人此时已不知下落。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正文前刊有一封房龙写于1936年11月30日的给译者的回信（影印件和译文），这可能也是老房龙惟一的一次直接面对中国读者。

  在这封信中，房龙回答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他说："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试着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有关他们所身处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知识。"他还希望中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意书中谈及"宽容"的部分（"宽容"是贯穿房龙一生著述的重要观念），因为"上帝知道，在如今的世界上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而"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不足于表明理性、常识和彼此容忍的精神取得了胜利"。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法西斯的威胁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房龙不免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他在信中"到底我做到了没有呢"一句的后面连加了5个问号。

  到了80年代，三联版文化史译著中房龙的作品占了3部（《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多少表露了出版界老一辈的怀旧心理。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在不宽容的氛围中生活得太久了，《宽容》所包含的悲剧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它比房龙的其他作品更能打动中国的读者。笔者曾听友人动情地朗诵过该书散文诗一般的"序言"。三联版的房龙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90年代后期"房龙热"的兴起。在各出版社推出的众多房龙作品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京出版社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两批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这两批书将房龙一生的重要著述都囊括在内，而且房龙自绘的插图也都保留了下来。如今两批书合在一起再版，给人以更加真切的整体感。这真像是在读者面前摆下了一桌真正房龙风味的丰盛宴席。由于房龙作品所包含的思考和研究深深扎根于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不妨称其为"人文主义的盛宴"。

  钱满素女士在为《房龙文集》撰写的总序中说："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他"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和思想"，他的著述"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和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在《天堂对话》中，房龙虚构自己在荷兰的古老小城维勒的一座建于16世纪的住宅里，举办由其选定的历史名人出席的趣味盎然的周六晚宴。如今这套《房龙文集》，则是在邀请有意跟随老房龙漫游人类历史的读者，去尽情品尝由老房龙亲自掌勺的真正人文主义盛宴。

                                  用现代的眼光看《宽容》

       读罢语文书中所选的《<宽容>序言》，穿过那无知的山谷，趟过那缓缓流动着的小溪，房龙先生笔下的“宽容”越发变得神秘，就像他在书中说的：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本书是奉献给宽容的书。

　　　　　　　　　　　　　但宽容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一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将在哪儿歇脚。”
    出于好奇，便读了这本书。进而继承作者所说的，让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宽容》。我认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人类社会在发展，宽容与不宽容就会同时存在。 　　在这里，我没有狠狠地将房龙先生所向往的宽容的日子完全否定，那毕竟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阐述，有其局限性。我只是对他的观点做一些补充。
    的确，房龙先生了解17世纪胜于了解20世纪，他提出：一切“不宽容”来源于恐怖。“社会刚摆脱了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只要这个世界被恐怖笼罩，谈论现在，谈论发展都是浪费时间。”
    这段话显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浓浓的火药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还处在一个较为黑暗的混乱时期。人们在1925年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被隆隆的炮声彻底打破，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如此的条件下产生希望，一时间，恐怖造成了“不宽容”。
    如今的我们依然反对战争，崇尚和平，反对恐怖，向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但惟一不同的是，心存希望，在向往世界美好的同时，我们提出：善意的不宽容将永远需要存在，并不断推动人类的进步。
    首先，在遥远的古代，人类为了生存制定了许多法则，在他们栖身的环境里，专横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如果他们一再容忍，定会遭受灭顶之灾。这或许是野蛮，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注定了人们要有“不宽容”的精神，这是必须的，因为人类要生存。
   纵观中国历史，在朝代的更替中，对旧制度的冲击决不能抱以宽容的态度。旧制度的黑暗造成人民生活的疾苦，而饥饿导致革命，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厮杀、要流血，甚至牺牲，但它最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从康梁维新到辛亥革命，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放，历史证明：积极的革新、革命，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的不宽容。
   我们再将目光转到现在。在面临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国家内部的改革、对外的开放必不可少，一个个旧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一批新兴工业正在迅速崛起，市场经济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宽容。将之扩大到生活和学习中，就是要树立竞争的对象，对别人的前进总抱以不认输、不甘落后的态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赶超别人，这也就是不予以宽容。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竞争是平等、公平的，这里的不宽容不仅体现在对强者的不屈服，还表现为对自己的不满足，敢于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此说来，发展就要有对人对已不宽容、不松懈的态度，要有敢于挑战的勇气。
   最后让我们说说未来。房龙先生坚信“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定会到来，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思想的束缚、战争的暴虐、种族的歧视等等，都在呼唤宽容，我们渴望那和平安详的日子，但我们同样要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负责，必要的时候决不能“宽容”地得过且过，将宽容发展成为漠不关心，那恐怕才是最大的灾难！用现代的眼光去品读《宽容》，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人生，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宽容会让你平和安详，而发展中的不宽容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二者都需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