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武汉的史迹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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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在武汉的史迹片断,
丰富多采的人生
--闻一多在武汉的史迹片断
胡水清
人民英烈闻一多 (1899 - 1946)~ 一位执着而热烈的爱国者,他受过 10 余年美国式教育,而且曾是知名度极高的新月派诗人和学养深厚的大学教授,在 20 世纪中叶两种中国命运之决战的历史关键时刻,他能旗帜鲜明地拍案而起,用自己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奠基礼。
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氏,他在少年、青年和壮年等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在省城武汉生活、学习或工作过,其史迹展现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
在武昌目睹首义成功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望族”, 5 岁开始发蒙,师从徐老先生,与兄长们一道诵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及“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后来,家塾实行改良,新来的先生王梅甫选用新编的国文、历史、博物、算术、修身等课本,使闻一多又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潮和自然科学知识。
1910 年,尚不满 11 岁的闻一多由父亲闻固臣陪同,乘船溯江而上,第一次来到省城武昌,考取了闻名遐迩的新式学堂--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当时,闻氏大家族由各房出资,共同在武昌芝麻岭三佛阁庙内租了一所房子,自己开伙,专供晋省读书的子弟起居之用,日常事务均由大伯闻石臣照料。闻一多除了在高小念书之外,课余还要到四叔闻丹臣主持的改良私塾去补习中文、英文和算学。其时闻丹臣正醉心于新学,时常会兴味盎然地给闻家子弟串讲一些梁启超的时论文章。因此,少年闻一多对梁启超的华美文才与政治见解十分佩服,并在自己的习作中刻意加以模仿。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闻一多在这里目睹了辛亥首义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空前壮举,他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这场大革命。他一反平时闭门读书的习惯,破例地跑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他在司门口听街头讲演,在阅马场看义军出操,在繁华的闹市区聚观革命党人给过路行人剪掉象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辫子……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无比新鲜和振奋。于是,他也像许多大人一样铰去了拖在脑后的那根长尾巴。
可是没过多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清王朝就调集袁世凯的北洋军向武昌反扑过来,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学校宣布停课。因此,闻一多只好中途辍学,随家人一道乘船暂回浠水老家避难。在故乡,他见到父老乡亲们时,总喜欢扬扬他那已经与众不同的西装平头,并向他们热心地讲说武昌首义的许多新鲜事。他还将武昌起义的见闻画成了成套的革命故事,在家中贴得满墙都是,其中有一个人手执小旗,振臂高呼,表示拥护共和,十分生动传神。
1912 年春,武汉局势渐趋平静以后,闻一多再次回到武昌上学,他先入民国公校,不久又转入实修学校。一个月后,北京清华学校来鄂招生,这是 1911 年 3 月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所兴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在校学习 8 年,毕业后直接“出洋”到美国留学。闻固臣在教育司门前看到招生告示后,立即让闻一多从武昌实修学校报告参加预试,这次考试的作文题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他名字的来历,因此写起来十分顺手。他模仿梁启超的时文笔法,洋洋洒洒地演绎出一篇议论纵横的文章,深得主考先生的青睐。可惜他的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较差,结果只能列为备取第一名。
这天冬天,他在五哥闻家騄的伴送之下,赴北京参加清华学校的复试。在旅途中,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常用的英文成语和单词,结果在湖北应取的 4 名考生中名列第一。这件事对闻氏家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二年,他的堂兄闻亦传、堂弟闻亦齐也相继考入清华,遂在清华有了“闻氏三兄弟”的美誉,在浠水家乡也引起了哄动。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仍念念不忘亲历的首义壮举。入校不久,他就写过一篇《辛亥避难纪事》的作文,赢得了老师的赞许。为纪念辛亥革命两周年,他参与编导了独幕新剧《革命军》 ( 又名《武昌起义》 ) ,描写两个革命党人在武昌筹划起义之时,不幸因事情败露而被捕,清政府的都督瑞征趾高气扬地开庭审讯此案,革命党人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忽闻枪声大作,人声鼎沸,刚才还神气活现的瑞征即刻吓得从座椅上滚了下来,为躲枪弹满地乱爬,辛亥革命终于成功了。剧情虽然简单,但由于是同学们自编自演,闻一多在剧中饰演一位对反动势力毫不妥协的“革命党人”,表演质朴生动,因此在 1913 年 11 月 15 日举行的全校性各级戏剧比赛中被评为第二名,并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剧照以作纪念。
投笔从戎绘制大壁画
闻一多第二次来到武汉生活和战斗,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之中。 1926 年 9 月,闻一多受聘为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到职不久,他最心爱的长女立瑛不幸在浠水老家夭亡,年仅 4 岁。闻一多闻讯后,立即回浠水,人还未进家门就先打听立瑛的墓地。在看到立瑛用过的东西和读过的书本等遗物后,十分悲痛,于是一连写下三首悼念爱女的诗篇:《也许--葬歌》、《忘掉她》、《我要回来》。此时他的心情抑郁,几乎足不出户,只在家中闲居。
1927 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已经攻占武汉,并在此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聘,闻一多决定投身实际工作,从浠水老家“出山”,到武汉出任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他希望以紧张的军事生活来摆脱那因丧失爱女而陷入过分悲凉的不佳心境。
闻一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满怀报效祖国的赤子心肠,决心将自己的艺术才华无私地奉献给壮丽的救国伟业。他在军中不知疲倦地终日忙碌,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依据五四时期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时亲睹孙中山先生丰采的深刻印象,在武昌奥略楼上精心描画出“南海之神”孙中山的光辉形象,供游人瞻仰。他在武昌江边和司门口、阅马场等热闹处所,创作并绘制出拥护北伐、打倒军阀的多幅巨型宣传壁画,借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宣传爱国民主精神。他还不辞辛劳,毫无保留地为一些热爱艺术的北伐军
年轻官兵传授绘画技术,亲作示范,培养人才,表现出异常的细致和耐心。
时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日益显露,国共两党出现了分裂迹象,一向清高、我行我素的闻一多不愿卷入错综复杂的党派纷争,于是“受任一月即行告退”,重新回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去了。这段往事,他后来很少向人提及,可见并不是怎样愉快的一段经历。
从武大踏上学者之途
1928 年 7 月,武汉大学筹备成立,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兼武汉大学代理校长的刘树杞亲赴南京过家花园造访闻府,恳请闻一多出任武大文学院的首任院长,并拜托他代聘召美归国同学来校任教。为此,闻一多第三次来到武汉,住武昌黄土上坡 ( 今首义路 )31 号锦园,就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 含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二系 ) ,讲授“西洋美术史”和“现代英美诗”等选修课程。
同年 11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常委会批准武汉大学从武昌东厂口旧址 ( 今湖北教育学院所在地 ) 迁往东湖之滨的落驾山。落驾山又名罗家山,有着旧时代祖传划名的印痕,难登大雅之堂,闻一多以其诗人的特有气质,忽而灵机一动,建议将其更名为谐音的“珞珈山”,顿使新校址平荡了不少诗情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首肯,此名一直沿用至今。闻一多还为武汉大学的校门石坊正面题写楷书“国立武汉大学”,反面题写篆字“文法理工农医”,同时设计了一枚三角校徽,被采用为对外的印章徽记,现都已成为武汉大学永远的骄傲。
闻一多是武汉大学首批正式聘任的 28 名教授之一,其时尚未及而立之年。他以风流倜傥的诗人风度,待人诚恳和治学严谨的负责精神,渐趋成熟的讲课风格,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普遍信赖和尊敬。然而,在中文系担负中国文学的教学任务,仍使他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弄古代文学,我们这些不是科班出身的,半路出家,没有师承,什么都从头摸索起,真够苦呀 ! ”当时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弄通了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的人,只有对周易、诗经、楚辞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系统、深入研究的人,才算有学问,才有资格在中文系讲课。因此,对于担任文学院院长却是非科班出身的闻一多,难免有人在背后有些微词。一向不服输的闻一多当然忍
受不了如此的轻慢,他下决心一定要弄清祖国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于是开始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了。武汉大学成了闻一多从诗人踏上学者之途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科研计划,先从整理文化典籍和考证作家作品入手,独立地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系统研究。
闻一多选定的突破口是家喻户晓具有代表性的唐代诗圣杜甫。在 1928 年 8 月出版的《新月》第 1 卷第 6 期上,闻一多发表了传记散文《杜甫》,他在这篇“未完稿”的《引言》中说:“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 ? 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 ? 要崇拜,向谁施礼 ? ”为此,他在这里写出了“个人想象中的“诗圣”,但这只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次尝试。
闻一多在武汉的史迹片断
丰富多采的人生
--闻一多在武汉的史迹片断
胡水清
人民英烈闻一多 (1899 - 1946)~ 一位执着而热烈的爱国者,他受过 10 余年美国式教育,而且曾是知名度极高的新月派诗人和学养深厚的大学教授,在 20 世纪中叶两种中国命运之决战的历史关键时刻,他能旗帜鲜明地拍案而起,用自己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奠基礼。
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氏,他在少年、青年和壮年等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在省城武汉生活、学习或工作过,其史迹展现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
在武昌目睹首义成功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望族”, 5 岁开始发蒙,师从徐老先生,与兄长们一道诵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及“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后来,家塾实行改良,新来的先生王梅甫选用新编的国文、历史、博物、算术、修身等课本,使闻一多又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潮和自然科学知识。
1910 年,尚不满 11 岁的闻一多由父亲闻固臣陪同,乘船溯江而上,第一次来到省城武昌,考取了闻名遐迩的新式学堂--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当时,闻氏大家族由各房出资,共同在武昌芝麻岭三佛阁庙内租了一所房子,自己开伙,专供晋省读书的子弟起居之用,日常事务均由大伯闻石臣照料。闻一多除了在高小念书之外,课余还要到四叔闻丹臣主持的改良私塾去补习中文、英文和算学。其时闻丹臣正醉心于新学,时常会兴味盎然地给闻家子弟串讲一些梁启超的时论文章。因此,少年闻一多对梁启超的华美文才与政治见解十分佩服,并在自己的习作中刻意加以模仿。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闻一多在这里目睹了辛亥首义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空前壮举,他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这场大革命。他一反平时闭门读书的习惯,破例地跑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他在司门口听街头讲演,在阅马场看义军出操,在繁华的闹市区聚观革命党人给过路行人剪掉象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辫子……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无比新鲜和振奋。于是,他也像许多大人一样铰去了拖在脑后的那根长尾巴。
可是没过多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清王朝就调集袁世凯的北洋军向武昌反扑过来,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学校宣布停课。因此,闻一多只好中途辍学,随家人一道乘船暂回浠水老家避难。在故乡,他见到父老乡亲们时,总喜欢扬扬他那已经与众不同的西装平头,并向他们热心地讲说武昌首义的许多新鲜事。他还将武昌起义的见闻画成了成套的革命故事,在家中贴得满墙都是,其中有一个人手执小旗,振臂高呼,表示拥护共和,十分生动传神。
1912 年春,武汉局势渐趋平静以后,闻一多再次回到武昌上学,他先入民国公校,不久又转入实修学校。一个月后,北京清华学校来鄂招生,这是 1911 年 3 月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所兴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在校学习 8 年,毕业后直接“出洋”到美国留学。闻固臣在教育司门前看到招生告示后,立即让闻一多从武昌实修学校报告参加预试,这次考试的作文题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他名字的来历,因此写起来十分顺手。他模仿梁启超的时文笔法,洋洋洒洒地演绎出一篇议论纵横的文章,深得主考先生的青睐。可惜他的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较差,结果只能列为备取第一名。
这天冬天,他在五哥闻家騄的伴送之下,赴北京参加清华学校的复试。在旅途中,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常用的英文成语和单词,结果在湖北应取的 4 名考生中名列第一。这件事对闻氏家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二年,他的堂兄闻亦传、堂弟闻亦齐也相继考入清华,遂在清华有了“闻氏三兄弟”的美誉,在浠水家乡也引起了哄动。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仍念念不忘亲历的首义壮举。入校不久,他就写过一篇《辛亥避难纪事》的作文,赢得了老师的赞许。为纪念辛亥革命两周年,他参与编导了独幕新剧《革命军》 ( 又名《武昌起义》 ) ,描写两个革命党人在武昌筹划起义之时,不幸因事情败露而被捕,清政府的都督瑞征趾高气扬地开庭审讯此案,革命党人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忽闻枪声大作,人声鼎沸,刚才还神气活现的瑞征即刻吓得从座椅上滚了下来,为躲枪弹满地乱爬,辛亥革命终于成功了。剧情虽然简单,但由于是同学们自编自演,闻一多在剧中饰演一位对反动势力毫不妥协的“革命党人”,表演质朴生动,因此在 1913 年 11 月 15 日举行的全校性各级戏剧比赛中被评为第二名,并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剧照以作纪念。
投笔从戎绘制大壁画
闻一多第二次来到武汉生活和战斗,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之中。 1926 年 9 月,闻一多受聘为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到职不久,他最心爱的长女立瑛不幸在浠水老家夭亡,年仅 4 岁。闻一多闻讯后,立即回浠水,人还未进家门就先打听立瑛的墓地。在看到立瑛用过的东西和读过的书本等遗物后,十分悲痛,于是一连写下三首悼念爱女的诗篇:《也许--葬歌》、《忘掉她》、《我要回来》。此时他的心情抑郁,几乎足不出户,只在家中闲居。
1927 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已经攻占武汉,并在此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聘,闻一多决定投身实际工作,从浠水老家“出山”,到武汉出任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他希望以紧张的军事生活来摆脱那因丧失爱女而陷入过分悲凉的不佳心境。
闻一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满怀报效祖国的赤子心肠,决心将自己的艺术才华无私地奉献给壮丽的救国伟业。他在军中不知疲倦地终日忙碌,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依据五四时期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时亲睹孙中山先生丰采的深刻印象,在武昌奥略楼上精心描画出“南海之神”孙中山的光辉形象,供游人瞻仰。他在武昌江边和司门口、阅马场等热闹处所,创作并绘制出拥护北伐、打倒军阀的多幅巨型宣传壁画,借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宣传爱国民主精神。他还不辞辛劳,毫无保留地为一些热爱艺术的北伐军
年轻官兵传授绘画技术,亲作示范,培养人才,表现出异常的细致和耐心。
时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日益显露,国共两党出现了分裂迹象,一向清高、我行我素的闻一多不愿卷入错综复杂的党派纷争,于是“受任一月即行告退”,重新回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去了。这段往事,他后来很少向人提及,可见并不是怎样愉快的一段经历。
从武大踏上学者之途
1928 年 7 月,武汉大学筹备成立,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兼武汉大学代理校长的刘树杞亲赴南京过家花园造访闻府,恳请闻一多出任武大文学院的首任院长,并拜托他代聘召美归国同学来校任教。为此,闻一多第三次来到武汉,住武昌黄土上坡 ( 今首义路 )31 号锦园,就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 含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二系 ) ,讲授“西洋美术史”和“现代英美诗”等选修课程。
同年 11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常委会批准武汉大学从武昌东厂口旧址 ( 今湖北教育学院所在地 ) 迁往东湖之滨的落驾山。落驾山又名罗家山,有着旧时代祖传划名的印痕,难登大雅之堂,闻一多以其诗人的特有气质,忽而灵机一动,建议将其更名为谐音的“珞珈山”,顿使新校址平荡了不少诗情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首肯,此名一直沿用至今。闻一多还为武汉大学的校门石坊正面题写楷书“国立武汉大学”,反面题写篆字“文法理工农医”,同时设计了一枚三角校徽,被采用为对外的印章徽记,现都已成为武汉大学永远的骄傲。
闻一多是武汉大学首批正式聘任的 28 名教授之一,其时尚未及而立之年。他以风流倜傥的诗人风度,待人诚恳和治学严谨的负责精神,渐趋成熟的讲课风格,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普遍信赖和尊敬。然而,在中文系担负中国文学的教学任务,仍使他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弄古代文学,我们这些不是科班出身的,半路出家,没有师承,什么都从头摸索起,真够苦呀 ! ”当时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弄通了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的人,只有对周易、诗经、楚辞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系统、深入研究的人,才算有学问,才有资格在中文系讲课。因此,对于担任文学院院长却是非科班出身的闻一多,难免有人在背后有些微词。一向不服输的闻一多当然忍
受不了如此的轻慢,他下决心一定要弄清祖国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于是开始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了。武汉大学成了闻一多从诗人踏上学者之途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科研计划,先从整理文化典籍和考证作家作品入手,独立地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系统研究。
闻一多选定的突破口是家喻户晓具有代表性的唐代诗圣杜甫。在 1928 年 8 月出版的《新月》第 1 卷第 6 期上,闻一多发表了传记散文《杜甫》,他在这篇“未完稿”的《引言》中说:“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 ? 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 ? 要崇拜,向谁施礼 ? ”为此,他在这里写出了“个人想象中的“诗圣”,但这只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次尝试。
闻一多在武汉的史迹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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