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作品选读----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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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作品选读----怀监狱,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
那是我看书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西第三监狱,不过中学程度,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小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索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
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
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善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聂绀弩作品选读----怀监狱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
那是我看书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西第三监狱,不过中学程度,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小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索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
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
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善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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